一、我爱深圳，我为深圳献青春

二、可是深圳TMD谁来爱我

三、对外来工合法利益的剥削是个政治问题

四、带来了什么样的结果

五、深圳在将谁抛弃

一、我爱深圳，我为深圳献青春



在中国各大城市中，人口增长幅度最快的城市当属深圳市。26年前，深圳的当地原住民约有30万人，经过大量的移民，深圳市现在实际管理人口已超过1200万。目前全市暂住人口达到1035万，其中，暂住一年以上的人口531.7万，暂住1个月到1年的人口409.3万，暂住1个月以下的94万，有深圳市户籍的人口只有170多万。深圳这约1000万的暂住人口，除了公司企业为500万打工者提供了集体宿舍外，还有另一半的约400万人，是靠深圳“城中村”里的农民房，来解决这些人的居住问题的。据统计，深圳市共有自然村落2000多个，面积43.9平方公里。在城中村居住的人员，不仅仅有外来农民工，大量初来深圳的城市白领阶层，也居住在城中村内。

深圳的发展是广大青年与深圳共奋进的结果，只有与深圳共奋进，青年一代才会才俊辈出，实现着自己的人生价值。一部深圳史，也是青春的交响诗。在深圳，到处闪现着一张张青春的面孔。年轻、富有朝气、充满生机是深圳的优势，是深圳特有的财富，是深圳竞争力的重要体现。

确实，深圳从一个边境小镇，发展成为一座现代化大都市，是党中央英明决策，大力发展经济特区的结果，同时也是广大青年建设者在这里奉献青春、燃烧激情所创造的奇迹。深圳特区成立26年来，一代又一代热血青年义无反顾地奔赴深圳，不断涌现敢为人先、誓当先锋的典型。无论是工商业者、科技人才、莘莘学子还是务工青年，大家都与深圳同呼吸、共命运，凭着智慧、勇气和毅力，在一片黄土之中矗立起高楼广厦，从穷乏荒凉之地创造出繁华街市。

自从深圳特区建设开始，一批又一批外来人员来到这片热土，用青春和血汗谱写了一部壮美的史诗。

恐怕没有怀疑，没有外来人员就没有今天的深圳。可是这些年来，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一个个不和谐的音符出现在我们的面前。有人这样形容：

“深圳，是中国最富的城市，也是中国贫富分化最严重的城市之一。

深圳，在创造了巨额的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催生了一群有损社会价值的“城市食利阶层”。

深圳，在外来打工者工资多年围绕“最低工资标准”徘徊不前的同时，公务员的实际收入却有着十余倍的涨幅。

深圳，中国开放最早、承担着“窗口”功能、具有特殊意义的城市，在改革开放了20多年后，依然有超过6成的企业是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企业。”深圳，是在致力于为众多外来投资者创造巨额利润，还是在为中国探索一条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


二、可是深圳TMD的谁来爱

我有人说，在深圳有1200万人参与了财富创造，但只有不到200万人享受着这个城市的市民待遇。

有人这样说：“随着国家扶持政策的逐渐远去，深圳恍若失去了前进的动力，忧患“抛弃”的今天，似乎要从外来工身上“发掘”出更多城市竞争力。在以公平、非歧视原则为主旨的WTO环境中，深圳不是反思既往对外来工的不义，而是在劳动者身份歧视上越走越远，不要说其自己标榜的“窗口”、“示范区”，也不要说其倡导的“团结奉献”、“大局意识和全局意识”等等，就是国际社会普遍遵循的公平价值观也难见丝毫。与此同时，忧患“抛弃”的深圳，又试图籍唤起市民“深圳人意识”来提高城市凝聚力。倡导者说，“深圳人意思”的“深圳人”涵义丰富，既包括户籍人口，也包括外来工，但不知倡导者肯否摸心自问，深圳认同外来工了吗?深圳把外来工当作“深圳人”了吗?”我们在近10万字的政府十五、十一五规划里，找不到一个实际创造着该市最大财富的群体的词汇：外来工、外来劳动力、外来人口。

有网友这样发泄他的不平：

“深圳是一座最无耻的城市，算GDP的时候就扯上八百多万的外来人员，算各人均指标时则把他们排除在外。这八百万外来人员为深圳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可以说，没有数百万外来人员的血汗，根本就不可能今天的深圳。深圳却无情无义，对外来人员设置种种关卡，故意为难他们，给大家带来诸多不便。比如清理十元店，你以为刚来的时候都象你们坐机关的吸足了人民鲜血的吸血虫一样有钱，可以眼睛也不眨一下住进星级宾馆？今天的深圳，房价高企不下，且不见下降的迹象，农民房本是他们的唯一可居之地，清理农民房，他们将住何处？干个体的住在自家店内也不行，非得另行租房，拆阁楼拆得他们心惊胆战。小本生意难做，还得与“三清”合作，又是工商，又是国税地税，又是消防，又是房屋租赁，又是计划生育……无聊的部门特多，个个设置门槛，个个伸手要钱，那路神仙没打点好就得被贴封条……外来人员得不到各种福利，还得遭受种种非难。在卫生城市、宜居城市、文明城市等多项评比中，深圳都有不错的排名。对有户口的深圳人来说，也许没错，但对人数数倍于户籍人员的外来人员来说，深圳是座无耻的城市，是座无情无义的城市。”前些年，在利益的驱使下，深圳的公安、镇政府、村治保会都很热衷“查证”，于是，一些刚来、还没来得及办暂住证的外来人口，一些没钱办暂住证的外来人口，甚至一些忘了带证、去工厂上班的外来工人，都可能因为“检查时拿不出暂住证”被关进一个叫樟木头的地方。樟木头，因此成为不少深圳外来工闻之胆寒的一个名字。

一名多年从事深圳外来劳动力研究的学者在谈到深圳建市以来外来打工者的生存状况时，说了这样一句话：深圳没有善待自己的衣食父母。这个“没有善待”，几乎涵盖了一个劳动者的所有需求：工作环境、工资待遇、社会地位、权益保障路径。

我们来看一件事：“2004年，深圳发动“梳理行动”，仅用了四个多月时间，便拆除了违法乱搭乱建3600万平方米，驱逐了上百万住在其中的外来工，创造了新的深圳速度。”深圳市之所以如此，据说是为了解决五大社会压力。

其一是城市管理的压力。“如果再不清理，深圳要被乱搭建淹没”。3545万平方米违章建筑的存在，就可以看出深圳在城建管理方面已经相当紧张，“如果再不清理，深圳要被乱搭建淹没。”其二是急剧膨胀的人口压力。深圳的实际人口规模可能已达1000万至1200万。迅速膨胀的人口给深圳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都带来沉重的压力。

有评论这样说：“所谓统计口径之外的五六百万人口给深圳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都带来沉重压力的理由更站不住脚，因为它明白承认了深圳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都是为户籍人口服务的，而其他在深圳劳动、在深圳纳税的外地人只能享受本地人剩余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由于本地人不肯剩余，那么外地人只有离开的权利和自由了。”乱搭建是因为政府没有考虑到这些人的居住需求，也没有为他们进行任何投入，“梳理行动”仅仅是通过赶走这些人来回应他们的需求。学者刘开明分析过深圳的税收来源，外来工创造的政府收益在数百亿元以上，但在深圳数百亿元的财政支出中，没有任何一块是安排给外来工的。

评论进一步指出最值得深思的是深圳人为自己的“行动”所提供理由的合法性。“深圳学者认为，无论从法理基础还是民意基础上，深圳的“梳理行动”几乎不存在什么问题。首先，几乎９０％的深圳市民赞扬和支持政府的梳理行动。其次，在1999年以前，深圳市人大就对违章建筑问题进行过地方立法，授权并要求市政府加大力度打击违章建筑；２００４年６月，深圳市人大常委会破例专门以《决定》的方式对市政府的“梳理行动”表示赞赏与支持，市政协以专题议政会的方式予以肯定。”评论分析道：“其实这种“几乎不存在什么问题”的行动无论从法理还是民意来看，背后都隐藏着巨大的问题。首先说民意。几乎９０％的深圳市民赞扬和支持政府的梳理行动说明了什么？只是说明深圳政府只充分代表了深圳户籍人口的利益，而由于没有户口的劳动者不是深圳市民，因此他们的民意就没有理由被关心。其次说法理。按深圳的说法，是农民工违法在先，因为他们“住在违法建筑里面”，政府拆除在后，是行政执法。这里，我们且不追究本地人违法搭建、违法出租在先的问题，就说农民工“住在违法建筑里面”的问题，然而他们有别的可以住得起的地方吗？深圳为外来农民工提供了便宜适用的出租房了吗？”“事实上，世界上从来没有哪个政府敢在四个月时间拆除上百万劳动者的栖身之所，成功实现城市化的国家无一不是花十多年甚至几十年耐心协调各方利益的。”评论者最后愤怒了。

我们再来看看教育，随着特区经济的发展，流动人口急速增长，给深圳教育尤其是义务教育带来了巨大压力。据有关部门统计，目前深圳市义务教育阶段在校非户籍生的数量和比例都超过了户籍生。外来工子女入学难早已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从中央到地方，都在着力解决这一社会问题，情况逐渐地向好的方向发展。北京、上海等外来人口集中城市，都在一方面解决学位，一方面降低外来工子女入学的“借读费”，减轻外来工负担。就是在这样的大趋势中，深圳却能于2002年8月举行所谓听证会，以所谓的限制外来人员来深圳为理由，将外来工子女入学的义务教育阶段“借读费”在本已高企的基础上再次调整，提升幅度令人震惊：深圳小学阶段“借读费”达到北京的3.5倍，上海的4.2倍。

表面看来，提高暂住人口子女教育“门槛”，确实有可能使一些外地人口顾虑到子女上学的问题，而选择不来深圳，从而达到遏止外来人口过快增长的目的。但实际上有很多人对子女的教育原本就重视不够。即使深圳市出台这一政策也将收效甚微，相反，这反而有可能使他们更加忽视子女的教育。现实生活中，孩子作为未成年人，孩子们随父母进入深圳，往往是被动的、无辜的。如果因此就给他们的受教育设置更高的门槛，限制他们受教育的权利，就有可能导致他们中的许多人因此不能够正常上学，这对于他们来说显然是极不公平的。

许多流动人口子女要么在高收费民办学校接受义务教育，要么就在“窝棚学校”就读，一位深圳政协委员尖锐地指出，这些孩子“眼看其他同龄儿童坐在舒适的教室里受到良好的教育，对照他们自己就会产生强烈的愤懑情绪，在他们幼小的心灵里就会埋下仇恨、敌视社会的种子，今后他们很有可能走上反社会的道路”。

2002年7月，深圳市长于幼军签发了《〈深圳经济特区企业员工社会养老保险条例〉若干实施规定》，新规定第十三条规定，外来工在深圳享受按月养老保险待遇，除个人缴费累计满15年，还应在达到国家规定退休年龄的前5年，在深圳连续缴费。就是说，男性必须在56-60岁，或者女性必须在51-55岁的连续5年内在深圳工作并缴纳社保费，5年共60个月内，少一个月未缴，就休想在深圳享受据国家政策应当享受的社保待遇，即使已经累计在深圳工作30年、缴费30年，也是一样。

这对深圳几百万外来工是无情的。外来工在深圳能工作10年8载就已不易，工作15年以上并正常缴纳社保的是凤毛麟角，更关键的是，不管有没有深圳户口，在退休前5年还能在深圳保持连续工作的人，极为稀少。这一规定，直接关乎深圳数百万计的外来劳务工。截至2006年12月31日，深圳参加养老保险人数达426万人，其中约320万为非深户籍员工。

有分析指出这一规定其目的十分明显，就是使外来工几乎全部都不能在深圳领取养老金。更有甚者，深圳共十九位省人大代表中的十四位，尚不满足于第十三条对外来工的苛刻限制，他们在广东省2003年1月召开的省人大会议上联名提案，建议修改《广东省社会养老保险条例》，彻底剥夺外来工在当地本可能享有的按月养老待遇。

对这部分被新规定剥夺了领取养老保险金资格的外来工，按条例规定是退回原籍，或将个人帐户积累额退还本人。根据规定，在深员工缴纳的养老保险费，是按照员工缴费工资的13％，而退回的只是缴费工资的11％，其余部分计入了深圳的共济基金无法退回；另外，还有包括住院医疗保险费、工伤保险费等也不退还，进入深圳社保公积金。有评论指出这完全是对外来工的掠夺。

由于引起争议太大，深圳于日前重新修订了社会养老保险的有关法规，正式取消了非深圳户籍员工“应在达到退休年龄前5年在深圳连续缴费”的限制性条款。这使得非深户籍员工也与深圳户籍员工一样，只要累计缴费满15年并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便可在深圳退休，并按月领取养老金。不过，由于深圳同时调整了养老保险待遇的计发办法，外来劳务工与深户籍员工相比，所能享受的养老待遇也将较低。

处于收入底层的外地打工者在深圳生活，需要支付比本地人更高的成本。在深圳，一个外地人即使购买了医疗保险，也不能和本地人一样“可以看门诊”，只能报销一定比例的住院费用。

还有更多针对外来人员的限制，这里限于篇幅，不再一一列举。深圳前两年搞过一个活动，叫“我爱深圳”，有朋友反驳道：“我爱深圳，可是深圳TMD的不爱我”


三、对外来工合法利益的剥削是个政治问题

从25年前敞开胸怀吸纳各类人才、引起全国人才的“南下热”，到今天终于要对人口进行控制，这样的转变发生在以开放而闻名的深圳，有着不一般的意义。政府沿袭着这样的思路：一方面严格控制户籍转入，保持常住人口数量的基本稳定；另一方面，不给外来人员以市民待遇，为他们的生活设置一些障碍，抬高外来人员的生活成本，从而让外来人口“知难而退”，达到减少外来人口的目的。有人说深圳目前的户籍制度是‘深圳户籍科举制度’，精英入户深圳意味着‘范进中举’2006年有关政协委员提案指出，深圳九成人口不被认可为市民，有违于“和谐深圳”的战略目标提案认为，深圳是全国户籍人口与非户籍人口倒挂最严重的城市。解决深圳非户籍人口的归属问题，对全国各大城市健康良性发展有重大借鉴意义。“只有提高深圳800多万非户籍人口的基础市民待遇，才能顺利实现‘和谐深圳、效益深圳’这一城市战略，解决非户籍问题人口归属问题刻不容缓。”委员们认为，深圳九成人口不被认可为市民，究其本质，还是一个城市公共资源分配的问题，“800多万非户籍人口每年仅上交个人所得税就高达几十亿元，而这几十亿元却只为170万深户人口提供公共资源配置”。

一个媒体专家追问：“打工者的工资长期徘徊不前，可对当地社会收入具有指示作用的深圳公务员的工资，10余年竟上涨了10多倍.外来劳动力一直是拉动深圳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不但创造着深圳最大部分的财富，也在国际范围构筑起了深圳在制造业上的竞争优势.很长一段时间，外来工都是当地管理部门眼里的一块“肥肉”，外地人在深圳打工，不但需要向一些权利部门支付昂贵的“管理费用”，而且不少人的工作环境也相当恶劣。”香港作为亚洲乃至世界最具竞争力的城市之一，特区政府最主要的特征就是为纳税人服务。在解决移民归属问题上，一般只要在香港居住七年以上，有纳税记录就可以解决户籍。深圳为什么不可以学习？深圳要发展为国际化城市就应走国际化城市人口规划发展之路。“世界上具有极强国际竞争力的城市都能很好地解决居民的户籍问题，一个优秀和开放的城市不仅只解决高素质人才的户籍归属，而且各个社会层次的人员的户籍归属都能得到妥善的安置”。

广东省的很多地方，只要买房就可以入户，象广州，惠州，东莞，中山等。大家都在放宽,，户籍限制。北京上海都在放宽，深圳能收紧吗？

政府必须提供公民所必需的公共服务，针对愈来愈突出的外来人口子女就学难的问题，国家和中央政府一直不断谋求解决之道。作为地方政府，应当是国家政策的积极推行者，然而深圳何以竟然做出有悖国家战略、放弃国家义务的举动？深圳明确提出，教育只提供给那些作出贡献者的子女，无疑是人为地将“生而平等”的人分为三六九等——谁给了他这么大胆子？

值得一提的是，在借读费等问题上，深圳多次向中央政府汇报“隐情”，希望得到特殊政策。想来，这“隐情”无非是暂住人口（外来工）数字庞大，难以管理和承受。但深圳不知有无思考，如果没有这些外来工，深圳能有今天的“辉煌”吗？正是外来工们与户籍人口一道创造的GDP，带来的各种税费，各种消费，才使深圳经济得以持续高速增长。

有一位网友这样发问，酒店老板会因顾客蜂拥而至、商场经理会因大批客人的光顾而担忧增加维护秩序费用吗？

事实上，这类孩童思维已可能理清的东西，却在长期接受社会主义思想、“三个代表”理论熏陶的深圳一些领导脑袋中，一次次“短路”，闹出的风波也一次比一次令人瞠目。谁能料到？

四、带来了什么样的结果

有意见非常尖锐：“所谓的“严格控制户籍转入”，无非是设置学历职称要求、投资额、交税额等。当然，这样做，一些所谓的“低素质”的人，可能一辈子也得不到他所生活的城市的户籍，从而实现所谓的“人口控制”。但是，控制了“户口”，就算控制了“人口”？”“答案是否定的。从理论上讲，一个人进入到一个城市生活，即使是无法充分享受到市民待遇，但他基本生活用品比如水、电、气、交通等是城市不可能不提供的，在市场经济社会，外来人口通过市场交易可以得到这些基本用品，所以，控制了户口，并不能控制外来人口的进入。”设置门槛的目的主要是保护城市，在人口自由流动和城市自我规划自我管理的矛盾中起到一个平衡器的作用，让城市自己表达意愿，让能在城市生存下去的人们生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转移过程中降低了人口流动的风险。在市场经济时代，城市政府实行所有的人口控制政策，最终能实现的都只是“户口控制”，除了让外来人口丧失一些权利，不可能控制一个城市的总人口。所以，以控制户口为导向的人口控制政策，是不明智的。同样，以行政手段单方面抬高外来人口生活成本来控制人口，也要承担经济的和政治的双重风险，同样不是上策。

根据统计,在深圳犯罪的95%是外来人口,而在出租屋内的发案率高达40%。深圳的出租屋，绝大部分并非是有良好物业管理的社区出租屋，而是本地人私建充斥深圳无人看管的楼房，，外来人员以低廉的价格租房后混杂居住在当中，从而使得外来人员居住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对于引发的治安问题，由于其流动频繁和居住隐蔽，犯罪分子得以毫无忌惮流窜作案。

根据分析，在深圳的暂住人口中，至少有100万以上没有固定或者是根本就没有任何职业的人，他们大多来自农村，本身缺乏城市生存的技能，当他们一旦丧失最初的工作机会，为了生存，他们最容易演变成为犯罪分子，然后大多以偷盗骗抢等违法犯罪方式获取财物，由于流动频繁和居住隐蔽，大多侥幸者仍安然无恙的生活在深圳。

深圳把“居住证制度代替暂住证制度”说成是重大变革，因为居住证是在暂住人口中选定一部分经济、文化条件比较好，对本市“贡献比较大”的那部分人，给他们发居住证，让他们享受与常住户口差不太远的待遇。但这样一来，其他拿不着居住证的流动人口就成了第三等公民了，这样的改革恐怕更搞笑：

第一等居民：有户籍第二等居民：有居住证第三等居民：拿暂住证徽剑在这里建议，有关部门是不是在加一个“土著证”，理由很简单：“反正大家都是在胡闹”。

徽剑看到过这样的描述：

“曾几何时，我们的媒体和我们的政府部门一直在使用外来人口这个词，对于其他地方我们无可厚非，但对于深圳来说，我觉得这个词很奇怪。传统意义上，我们所谓的外来人口，指的是不在本地出生、长大，而是从外地迁来此地，特别指来的时间不长，还没有融入当地的人。而深圳除了那些居住在城中村的还可以谓之当地人以外，绝大部分人包括那些有户口的人不都是外来人口吗？无非少部分人有户口，大部分人没有户口。但这其中有居住多年甚至十年以上的而没有户口的，他们对于深圳，比起那些刚来不久拿到户口的人来说做出的贡献更大，对深圳的感情更深。而我们的主流社会竟然称之为外来人口。不知道那些记者编辑是否意识到自己其实也和他们一样呢？我们的市长、书记、我们的公务员、公交司机、超市服务员，每天走在大街上的男女老少，其实都是外来人员的。所以拿外来人口形容那些没有户口的人应该感到羞愧。”既然政府要市民有归属感，我们的政府和媒体首先不要把没户口的都称作外来人口。

五、深圳在将谁抛弃

有学者表示，研究最近几年来的深圳政策，可以发现一个明显的现象，就是在国内愈来愈重视城市的带动功能和发展责任时，深圳却显得对自己的既得利益格外留恋。全国人民在共同出力把深圳建成了一个在国际上声名雀起的大都市后，深圳人却开始“追求自己的幸福”。他感到忧虑的是，由于习惯了处在顶峰的感觉，加上政府很少从中国全局和历史的高度，去引导当地各界认识深圳的发展缘由；很少从社会和谐的高度去思考和广泛讨论深圳肩负的历史责任，导致深圳无论官方还是拥有户籍的民间圈子，都普遍对中国社会缺乏一种感恩意识和责任意识，而更认同用“市场原则”去与外界作“公平交易”，但另一方面，深圳却“不是依靠市场原则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所以他认为，“对于深圳，它不应该只对‘被谁抛弃’产生警觉和忧患，也应该思考自己‘是否在将谁抛弃’”。

目前，深圳参与创造财富的人超过1200万，经济规模庞大，加上每年数目不菲的土地收益和各项预算外行政收费，让深圳地方财政收入显得非常充裕，但另一方面，目前深圳财政的一些使用方向，却实际按的是不到两百万的户籍人口的口径在预算，由于国内地方财政“量入为出”的传统，于是深圳地方财政支付能力十分强大，在这样的条件下，支撑起一个低效的城市管理系统的表面繁荣。

深圳的楼堂馆所，特别是办公场所，个个竭尽铺张之能事。可以说，任何一个新建的区政府大楼，甚至辖区局机关大楼，都堪与其它省政府办公楼相比，而深圳市政府则是兴建豪华办公场所的始作俑者，被称为“市民中心”的深圳新市府大楼，预算耗资就超过20亿，其一个“大鹏展翅”的物顶装饰物招标价就达5000万，市领导办公室、会议室装修招标价1个亿，达2000元/平方，超过五星级酒店装修标准。

但是，随着土地的减少、职能的规范，以及城市化进程需要承担的责任，深圳的财政就将出现“收入减少，支出却可能成倍增加”的局面，“这恐怕会让后来的管理者难以为续”。

目前，深圳暂住人口60%以上从业于建筑装修、三来一补、商贸餐饮等劳动密集型低端产业，从事高新技术研发、金融、专业服务等高端产业的暂住人口占暂住人口的比重低于10％，有政府有识之士指出：“提高外来人员的城市生存素质。建好一百个监狱不如办好一个学校，这里的学校是广义的，包括依靠社会文化教育氛围影响人的无形学校。淹没在大部分良好外来人员之中的违法犯罪外来人员，虽然只占全体外来人员的极少成分，但是其对良好社会的破坏性却极大。改变这一个极小数量群体的城市生存素质（包括道德的、法律的和技术的），切断良好外来人员演变为违法犯罪分子的路径，改变流浪在社会上的违法犯罪者无合法生存能力的状态，更需要的不是监狱，而是学校。公安、劳动和教育部门可考虑建立外来人口教育培训项目，提高其就业能力和文化素质。”徽剑在这里算一笔账，按照培训一名外来工费用是2000元计算，一个市民中心的建设费用就足够培训100万外来工了！

徽剑在这里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深圳已经失去了往日的光环，高科技人才新的聚焦点在长江三角洲，21世纪最值钱的是人才，从这个意义上说，深圳必然要成为昔日黄花，所以深圳的当务之急是如何吸引人才。为了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合理控制人口规模，保持人口与城市资源平衡，无疑是必要的。正是从这个角度讲，深圳控制外来人口无可厚非。社会需要各种人才，只要在社会上能够找到相适应的劳动岗位，就是有用之才。不论是体力劳动还是脑力劳动，不论是简单劳动还是复杂劳动。外来人口同样都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同样对城市的建设和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深圳应当同样尊重那些到深圳打工谋生的低学历、低素质、无投资、低纳税的外来人口，一视同仁地为他们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

深圳的发展，不仅得益于国家政策、资金上的扶持，得益于其它地方、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的全力支持，更得益于所有外来人口的贡献。然而现在，仅仅是出于地方利益的考虑，深圳却做出了令全国人民寒心之举。在这种情形之下，或许再去追问深圳的胆气从何而来，已没有太大意义。

之前在一个讨论暂住证的帖子里看到一个回复：“既然他们没把我当做这个城市的一员，那我也就没必要用我的热情的脸去贴人家的冷屁股，所以在这个城市里有垃圾我就乱丢，有痰我就吐，坐公车有位子我就抢。管他们是不是在搞什么狗屁卫生文明城市，这都与我无关，因为我这是一个暂住人员。”还是那句话吧：“我爱深圳，谁TMD来爱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