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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套中学生广播体操颁布时，中学生们在做表演。本报记者 方非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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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体育宣传画。

[ 本帖最后由 经典 于 2008-7-15 14:39 编辑 ]

　“第三套全国中学生广播体操‘舞动青春’现在开始！预备节，一二一、一二一……”

　　本月11日，在北京八十中学的操场上，颁布最新一套中小学生广播体操的新闻发布会正在举行。朝气蓬勃的音乐声中，中学生们整齐的广播体操动作，把人们的思绪带回到广播体操风行的年代。

　　从1951年新中国第一套成人广播体操颁布开始，迄今为止我国已经先后颁布了8套成人广播体操。广播体操的历史是中国群众体育运动的缩影，更蕴含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青春记忆。

　　再过20多天，第29届奥运会就将在北京开幕。此刻回首广播体操50多年来走过的足迹，或许更能帮助我们理解体育的根本宗旨：让更多的人在运动中强健身体。

　　1950年年底，一份手写的报告递交到了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筹委会，内容是建议新中国创编一套全民健身操。打报告的人叫杨烈，当时是体总筹委会的秘书。

　　这个主意并非心血来潮，而是杨烈在出国访问中受到的启发。那一年8月，体总筹委会向苏联派出了第一支体育代表团，杨烈是12名成员中唯一的女性。

　　那个时候，新中国的体育事业刚刚起步。全国体育总会还没有正式成立，只有一个筹委会在代行职责，由团中央直接管理。筹委会就在王府井南口的一栋小楼里办公，和全国青联在一起，工作人员也只有几名。

　　放眼当时新中国的体育事业，更没有任何基础可言。一无场地，二无器械。全北京只有一座正规的体育场——先农坛体育场，还是1937年修建的。除此之外，连一个带看台的篮球场都没有。

　　而体育管理经验和人才的缺乏则更为关键和紧迫。为此，体总筹委会借苏联部长会议体育委员会邀请之机，向苏联派出了新中国第一支出国访问的体育代表团，希望学习并效仿当时苏联的体育制度。

　　人们对代表团的访苏之旅寄予厚望，所以在代表团临行前，有关方面还特意在北京青年宫礼堂举办了一场欢送会。

　　出现在欢送会上的代表团成员都是体育方面的老专家。有西北区的代表李一青，东北区的代表杨钟秀，中南区的代表陈镇华，西南区的代表胡理和，华东区的代表黄狮以及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筹委会的委员们。体总筹委会副主任徐英超亲自任团长。人群当中，杨烈梳着齐耳短发，作为代表团中唯一的女性，自然非常引人注目。

　　杨烈其实是位越南华侨，但更是一位老革命，早在延安时期，她就开始参与管理体育方面的工作了。

　　杨烈本来出生在一个富裕的侨商家庭，青年时代，就东渡日本学习体操和体育管理。抗日战争爆发后，她毅然中断了学业，辗转奔赴延安投身革命。在延安，杨烈充分发挥了自己在体育方面的特长，组织了大型团体操等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新中国成立后，当时负责体育工作的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会总会主席廖承志亲自把杨烈接到北京，请她为新中国的体育事业出谋划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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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7-15 14:41

　　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体育宣传画。

　　得自苏联的启示

　　中国体育代表团给邀请他们的苏联部长会议体育运动委员会带去了精心准备的礼物：中国传统的武术器械、锦旗和照片。此后2个多月的时间里，代表团考察了苏联几大城市的体育发展状况，详细了解了苏联开展各种体育活动的经验，并总结出20多种考察材料。

　　只不过今天保存下来的关于那次“取经”之行的材料非常稀少，我们已经无法从文献中得知这支访苏体育代表团在苏联的具体情况。但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苏联的“劳卫制”给了中国体育代表团成员很大启发。

　　“劳卫制”是个简称，全名叫“准备劳动与保卫祖国体育制度”。

　1931年3月14日，根据列宁共青团的倡议，苏联部长会议体育运动委员会颁布了第一个“劳卫制”，即通过运动项目的等级测试，促进国民特别是青少年积极参加各项体育运动，以提高身体的体力、耐力、速度、灵巧等素质，按年龄组别制定达标标准。这其中，便包括一套劳卫制体操。

　　当时，苏联的全民体操运动发展得很全面。他们的体操当中分成三类，一类是卫生操，一类是辅助性体操，一类是器械体操。卫生操一般是在早上根据广播或独自进行的一种体操，一般称为“早操”。由8节到12节组成，时间约10分钟到15分钟，分为妇女体操和老年体操两种。

　　“劳卫制”体操和“卫生操”很相似，不需要特殊场地、设备服装或器械，也不需要有事先的技术训练，不同年龄、不同性别、不同健康状况的人都可以做，都能得到锻炼，所以深受苏联老百姓的欢迎。

　　这种独特、而且便于大范围推广的运动形式让杨烈深受启发。

　　从苏联回国后，体总筹委会确定了学习苏联经验发展体育运动的方针，并且明确规定，在恢复经济时期，不搞大型运动会，着重抓普及。体育工作要由学校到工厂，由军队到地方，由城市到农村，把重点放在学校、工厂和部队。

　　此时，杨烈的报告提交到体总筹委会，建议创编一套全民健身操，以此来动员人们参加体育锻炼，以提高全民族的身体素质。她的这个建议，恰好与新中国成立之初，把发展群众体育运动放在首位的思路不谋而合。

　　早在1949年9月21日，全国政协第一届会议召开并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便规定，要“提倡国民体育”。主管全国体育工作的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也进入了筹备阶段。在体总的筹备会议上，朱德告诉体育工作者们：“体育是文化教育工作的一部分，也是卫生保健的一部分，我们中央政府是重视它的。……过去的体育，是和广大人民群众脱离的，现在我们的体育事业，一定要为人民服务。”

　　所以，杨烈的报告很快便得到了批准。

　　创编一套全民健身操，这在中国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到哪里去找专业的体操人才呢？正在杨烈为编操人选犯难的时候，她想起了同在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筹委会的同事刘以珍。

　　刘以珍是北师大体育系科班出身，曾学过日本的体操，何不让她帮忙呢！

　　杨烈说明来意，刘以珍欣然应允。

　　“我也是体总筹委会的委员，能为新中国的体育事业做点儿事儿，这有什么好犹豫的！”今年已经86岁高龄的刘以珍老人回忆说，要说起自己做体操的历史，可有些年头了。

　　早在上大学期间，刘以珍就开始做一种“辣椒操”了，还曾经在全校做过推广。“体育系有一个录音机，还有辣椒操的唱片，每天早上起来，我把录音机拿到操场上做辣椒操，就有同学跟着我做，慢慢人越来越多，最多的时候有一百多人。”

　　刘以珍所说的辣椒操，是一种从日本引进的，有音乐伴奏的徒手操。

　　1928年，日本人颁布了日本第一套全民健身操，这套操是通过广播电台播放的音乐指挥大家一起做的。因为广播电台覆盖面非常大，所以全国各地的人都可以在同一时间、不同地点收听广播音乐做体操。日本人因此亲切地把这种体操叫做“广播体操”。

随着来华日本人的增多，“广播体操”被带到了中国。日语广播的发音，非常类似汉语的“辣椒”，因此中国人就把这种体操称作“辣椒操”。

　　“我在师大念书时，教我们体操的都是日本老师。”刘以珍至今还能清楚地记得她的体操老师叫石津诚，长得像意大利人，做起操来非常帅。“日本的广播体操，有五套，厚生操，女子青年广播体操和男子青年广播体操各两套，这些资料我都有。”正是因为成竹在胸，所以创编全民健身操这项前无古人的任务并没有难住刘以珍。

　　为新中国创编一套全民健身操，何不借鉴日本的“辣椒操”呢！刘以珍琢磨了起来。

　　“全民健身操运动的目的，是让人们在清晨起床之后，简单地活动一下身体，好神清气爽地投入到一天的工作当中去。对学生来说呢，上午上了两节课，中间休息一下。”本着这个宗旨，全民健身操的时间不能太长，动作不能太难，还得全身都活动到。

　　日本的广播体操动作，也不外乎就是四肢、胸背、腰腹部的锻炼。徒手体操的基本动作很多，只要组合起来，能把这些部位都锻炼到了，也就算达到了目的。刘以珍根据日本的广播体操，很快确定下了新中国第一套广播体操的基本框架：一共10个小节，总长5分钟左右。

　　头一节是“下肢运动”，内容其实就是先踏踏步；紧接着第二节叫“四肢运动”，其实就是弯弯腿、伸伸胳膊。这两节算是前奏，主要目的是把身体活动开。从第三小节开始，运动的强度便逐渐加大。第三节“胸部运动”，要求弓步扩胸，继续对四肢进行锻炼。接下来的三节“体侧运动”、“转体运动”、“腹背运动”把锻炼的重点部位转移到腰腹部，其中的“腹背运动”难度最大，动作要求身体前屈，膝关节伸直，双手指尖触及地面。体育出身的刘以珍大概没想到，这个动作对普通人而言还是有相当难度的。第八节“跳跃运动”过后，就是“整理运动”，让人体从激烈的运动状态逐渐平静下来。因为日本的“辣椒操”是以呼吸运动作为结束的，所以刘以珍也在“整理运动”之后，加了一节“呼吸运动”，整套操就结束了。

　　刘以珍创编这套广播体操动作顺序的思路，成了以后编操者共同遵守的原则：先由离心脏较远、负荷量较小的上肢或下肢运动开始；中间由胸部、体侧、体转和腹背运动组成，逐步加大动作的幅度和负荷量；然后转入较剧烈的、负荷量最大的全身运动和跳跃运动；最后以整理运动或放松运动结束。

　　对于学体育、教体育出身的刘以珍而言，编几个动作本来就轻而易举。再加上有日本体操作为参考，就更简单了。其实难题还在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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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7-15 14:44

　　1952年发行的新中国第一套体育邮票《广播体操》，票面就是第一套广播体操的分解图。

　　推广的难题

　　正当刘以珍为编完动作而欣喜的时候，她忽然意识到真正的麻烦还在后头呢！

　　编广播操不是上体育课，做做示范，口头讲解一下就行了，这是要通过出版发行以文字和挂图的形式与全国人民见面的，所以必须要有配套的文字说明。

　　这件事若放在今天，会容易很多。但在当时，广大人民的体育素养很低，对于体育名词更是毫无概念，体育专业发展水平也很低。如何把这10节动作以文字的形式，科学地表述出来呢？

　　“当时我掌握的体操术语太少了，很多动作说明不知道该怎么说。比如说身体部位的名称，动作的方向，都讲不清楚。”刘以珍说，身体部位是叫脖子还是叫颈部？叫肚子还是腹部？叫脚后跟还是踵？一个动作斜着伸直了还是侧上举？是弯胳膊还是屈臂？当时很混乱。向全国发行，如果不能使用科学统一的说明的话，将来做起操来，一定是五花八门的什么动作都出来了。

　刘以珍只好又搬来了师大体育系的日本体操术语词典，做起翻译来。

　　“比如振和举就是不一样的。举是一个很硬的动作，而振呢，是一个摆动的过程，依次经过身体的不同部位。这在编操前我都不是很清楚。”刘以珍老人说到兴起，边做动作边向记者解释。

　　在日本体操术语词典的帮助下，刘以珍总算为第一套广播体操配上了文字说明。于是，我们在第一套广播体操的图解上就看到了这样的解释：左腿举股屈膝，还原；同时右臂向前、左臂向后自然摆动；而后右腿举股屈膝，还原；同时左臂向前、右臂向后自然摆动。这就是新中国第一套广播体操第一节动作“下肢运动”的文字说明，看着挺热闹，似乎非常专业，其实就是原地踏步走而已。

　　动作和文字说明完成之后，还要为这套体操动作配上音乐。有人向刘以珍推荐了著名作曲家何士德，何士德曾经谱写过雄壮的《新四军军歌》，请他来谱曲自然合适不过。

　　事隔多年，给第一套广播体操配乐的过程，我们今天已经无法了解。但让音乐和体操动作完美地结合在一起，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的体操专家陆奂奂老人曾这样向记者解释，一首好的音乐作品有自己的节奏，而且要非常连贯，但是广播体操动作是分节的，一节和一节之间要有停顿，从配乐的角度讲必须有区别，做操的人才能听得明白。给广播体操配乐的时候，编操的人要求动作做到几分几秒完成，音乐到了几分几秒也必须有一个停顿。

　　“我们音乐要表达的话还没说完呢，你不能让我们硬停啊！”作曲家们经常发出这样的抗议，但是，没有办法，只能迁就动作。所以，让体操动作和音乐完全合拍，始终是录制工作中最大的难题。

　　中央乐团的音乐家们在给第5套广播体操录音时，乐团和工作人员七八十人，愣是录了三四个通宵才完成。而第5套操问世已经是在上世纪70年代，时间倒退回50年代，技术设备条件更差，录音难度当然也更大。可惜，第1套广播体操的音乐今天已经难觅踪影。

　　而第一套广播体操挂图上的模特，来头也不小。据刘以珍回忆，她本来想自己做挂图模特，但又转念一想，还是应该找一位男模特，健壮的块头会显得更好看。于是她找到了当时清华大学的老师马约翰。马约翰是中国著名的体育教育家，他有个儿子马启伟（上世纪80年代当过北京体育学院的院长）。小伙子从小就喜欢参加体育锻炼，身体发育得很好，身材健美，做广播体操图解上的模特正合适。（下转第15版）

　　1951年11月2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套广播体操正式颁布了。此时距离杨烈第一次提出创编全民健身操的建议正好1年。

　　这一天，由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筹备委员会、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卫生部、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等九家单位联合发出了《关于推行广播体操活动的通知》。

　　12月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第一次播出了《广播体操》的音乐。

　　广播体操一经推出，便受到了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这与当时的迫切需要密不可分。

　　新中国成立之初，人均寿命低到令人咋舌的35岁，婴幼儿死亡率高达20%.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一个简单的入伍体检就把很多热血青年挡在了部队大门外，很多人不是太矮，就是太瘦，还有许多疾病。

　　现在有了一套可以强身健体、又新鲜有趣的广播体操，从上到下都很乐于推行。由于广播体操在当时必须借助广播的形式，所以中央和各地的人民广播电台就成了推行的“旗手”。他们纷纷邀请当地教育、卫生、工会、青年和妇女组织共同商讨，组织了“广播体操推行委员会”。一大批“广播体操骨干分子训练班”、“广播体操传授站”、“广播体操推行小组”一下子从各地冒了出来。

　　1952年6月20日，全国体育总会正式宣布成立。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第二天的《人民日报》上刊登了一篇“广播体操在全国各地普遍推行”的文章，里面详细总结了广播体操推广半年以来的丰硕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