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全国各地已经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及北京、天津、上海等40座人民广播电台播送广播体操节目。这些节目每天占用52个波长，总计1205分钟。同时，人民广播器材厂也加班加点，为解决收听不便或收听设备不够完善的地区的需要，先后供应了3800张“广播体操”唱片。

　　据北京、上海、广州、重庆等13座城市的不完全统计，参加广播体操的人数达到104.8万人；其中以各学校学生参加者最为踊跃，仅北京市统计就有23万学生参加，上海各学校学生80%以上每天做广播体操。

　　1952年9月，7岁的谢东在重庆的一家兵工厂子弟小学上学了，第一堂体育课就是学习第一套广播体操。当时学校的操场建在起伏的丘陵上，分三大块。高小（5、6年级）的学生在一块操场上做童子操，中小（3、4年级）的学生在“打莲枪”，而他们这些初小的学生，则在学习新颁布的广播体操。

　　“童子操硬邦邦的，做起来很威武，动作也比较难；打莲枪就是把竹竿掏空了，里面放上铜钱，有一米多长，然后耍来耍去。”比谢东大四岁的哥哥上五年级，每天穿着学校统一配给的豆沙色军装做童子操。可到了第二年，童子操和打莲枪都不见了，因为广播体操新鲜有趣，动作也很帅气，那些高年级的大哥哥大姐姐们开始跟着他们这些小不点学起了广播体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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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7-15 14:47

　　朱德在香山做广播体操。

　　推陈出新不间断

　　第一套广播体操的推广一直持续了两年半。但到了1954年夏天，新的情况出现了。

　　据当时《人民日报》的报道，出操人数开始呈现下降趋势。重庆市人民政府有7个单位，一个月前还有百分之八十的工作人员坚持做操，最近却下降到了百分之二十。北京、天津等地也有类似现象出现。除了继续督促之外，有关方面也认为，通过两年半的推广，许多人坚持做操，体质已经明显增强。第一套广播体操的各小节运动的运动量已经不能适应这些人锻炼的需要，热情自然会减退。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第一套广播体操也的确过于简单：一节操基本上只有一个动作，第一节下肢运动就是原地踏步走，最难的第八节跳跃运动，也只是跳起来双手在头上击掌一次而已。这样的动作很容易掌握，但是也很快就会让人失去新鲜感。而且整套操都是以大关节运动为主，把胳膊伸展开，把腰扭过去，把腿抬起来，动作也就结束了，缺少对手腕、肩肘、脚踝等小关节的锻炼。对于整天伏案工作的机关工作人员来说，活动活动颈部，转动一下腕关节、指关节可能更有效果。

　　于是，从1954年3月开始，已经成立的政府体育运动委员会和文化教育委员会约请了卫生部、教育部、总政治部、总工会等一批工作人员开始着手第二套广播体操的编制。

　　新的广播体操的动作编排，刘以珍并没有参与，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创作实力更为雄厚的编操小组。只不过，参加编操的人多了，主意也多了，他们之间的协调工作也比以前复杂了。

　　据北京体育大学老师刘西玉的回忆，编操小组的工作方式是典型的“民主集中”：大家先分头回去自己编一套动作，然后再集中起来讨论，哪个动作好就用哪个，最后整合成一套体操动作。

　　由于当事人多已过世，所以第二套广播体操的编制细节我们无从得知。但是从当时的动作图解上，我们可以看出，第二套操的运动量比第一套大一些，并适量增加了下肢的运动量，动作难度也有所增加。“呼吸运动”和“整理运动”被取消了，原因是大家觉得每节动作的操练中，都必然要进行呼吸。

　　1954年7月份，第二套广播体操正式公布了。此后，每隔三四年推出一套新的广播体操就作为一种规定固定下来。

　　1957年，第三套广播体操正式公布，《人民日报》特意刊发了消息“第三套广播体操公布了”。文章的记载颇为有趣：“中共中央高级党校90％以上的学员坚持做广播体操，并且由原来的每天两次改为每天三次，据今年上学期220名学员填表调查，有67人体重增加，少则一公斤，多则六公斤，13个胖子的体重则有所减轻；29人反映食欲增加；41人反映睡眠良好或好转。”

　　50年代来访的苏联诗人吉洪诺夫在一首诗中写道：“……当北京人出来做广播体操，把最后一个梦魇赶出睡乡，城里整齐的小巷大街，一下子变成了运动场。”

　

　　在推广广播体操的过程中，体总一方面帮助各地方培养了大量的领操员，同时，各种广播体操评比检查也起到了有力的督促作用。但是能够激发做操者主动性的，还是要靠不断提高动作设计水平。

　　前三套广播体操的原则以简单好学为主，到第四套时候便开始趋于成熟。除了运动量在前三套基础上继续增加之外，动作也开始强调新颖和优美。

　　曾经参加第四套广播体操创编工作的陆恩淳想起了当年编操过程中的一个小插曲：他们在征求意见的过程中，还采纳了一套来自东北的中学体育老师王辉泽创造的动作。

　　在陆恩淳老先生的帮助下，记者找到了王辉泽。提起编操的故事，老人哈哈大笑，神秘地说：“我当时不是编操小组的，是国家体操队的。”当时王辉泽正随国家体操队在体育大学训练，体大的毛学信老师正在领人编广播体操呢，编得差不多了，近水楼台，先请国家体操队提提意见吧！中学老师出身的王辉泽看了整套动作以后，觉得不解渴。

　　“当了这么多年体育老师我知道，学生不喜欢简单的动作，喜欢变变花样。”王辉泽琢磨了一下说：“大家看看我这套动作行不行？”说着，就给编操的老师们做了自创的一套动作。

　　根据王辉泽的回忆，记者在第四套广播体操第二节“四肢运动”中发现了相似的动作：“左臂斜前上举，右臂斜后下举”是创新点所在。因为这个动作打破了“横平竖直”的惯例，才让大家觉得新奇。在鼓励创新的指导思想下，这个动作被采纳了。毛学信老师在撰写创编经验的文章中，特意提到了这件事。“中学老师们最爱提这样的建议。他们整天跟学生打交道，了解学生的心理。动作编的难一点儿，新颖一点儿，学生们就爱做，热情持续的时间就长。”

　　第四套广播体操于1963年4月15日正式公布。

　　即使是到了“文革”期间，广播体操也没有停止创编。而且因为受到样板戏的影响，第五套广播体操把“精益求精”当作最高指导原则。

　　吴树德老人当年是国家体操队的教练，也是第五套广播体操编操组的成员。体操动作初步确定之后，他专门负责到怀柔、顺义农村进行试推广，听取群众意见，再做调整。

　　“我们骑着自行车带着铺盖卷，一大早上就上路了，下午才到村里。”农民们一般冬天农闲时才有时间学操，他们也是冬天去。北京冬天的晚上非常寒冷，冻得这些北京的专家们瑟瑟发抖。

　　“文革”期间的政治局势自然也影响到了广播体操，有的地方强迫农民早上做操，否则就要扣工分；有的为了搞大型广播操，还采取了半脱产、记工分的方法进行强化训练，适得其反，严重伤害了人民参加广播体操的积极性。

　　第五套广播体操也是编编停停，从1969年开始，一直持续了两年多时间。直到1971年。这一年的7月，全国体育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周恩来总理在会上做了专门发言，充分肯定了“文革”前17年的体育工作的成绩，体育事业有了复苏的转机。1971年9月1日，第五套广播体操正式颁布。

　　这一次，北京厂桥小学有一名小学生，因为做广播体操姿态标准优美，所以被选为全校的领操员，还上了当时相当稀罕的新闻纪录片。正是这次露脸，让什刹海体校的老师发现了这个很有运动天赋的孩子，他被选拔进了什刹海体校，专门练习武术。

　　这个孩子名字叫李连杰。

　　“文革”结束后，广播体操再一次迎来热潮。

　　1979年前后，法国、埃及、伊朗三个国家的代表团专门来中国考察工人做广播体操的情况，他们在上海玉石雕刻厂看到70多岁的老艺人坚持做了20多年的广播体操，看到成千上万的人步调一致地做广播体操，他们被感动了，称广播体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体育。”

　　1981年9月1日，第六套广播体操正式与公众见面。它是在分析、综合前面5套广播体操的基础之上，以身体全面发展、中等运动量、适当提高动作难度等原则编制的，其动作新颖、舒展，并首次配制了两支富有民族风格的乐曲，可以交替使用，以此来增加人们做操的兴趣。

　　现任北京体操队领队张仲霖为第六套广播体操录制了口令。

　　当时的录音技术还不很发达，一套操8节要求一气呵成，还得抑扬顿挫松弛有度。喊完一套口令，比做一套操还要累得多。

　　第六套广播体操创编人员刘西玉记得，开始大家以为懂音乐的人比较适合喊口令，结果发现他们喊出来的口令像数数一样，完全不能带动做操人的情绪。

　　找来找去，就找到了当时北京体操队队员张仲霖。小张平时爱给体育比赛做解说，声音比较洪亮，还很有激情，大家就让他试一试。

　　“我一听到音乐，就有一种很振奋的感觉，就像是一声口号，千军万马都在面前随之而动，给人一种感染和震撼的效果，让你不由自主地投入进去。”张仲霖回忆说，录制口令必须一次完成，中间只要有停顿和差错就要重来。“喊口令比做操还累。每次录口令我都全力以赴、声嘶力竭地坚持，幸好当时比较年轻，有这样的体力。”

　　“那个时候评比得特别认真，老师们都很重视，单位也很重视。”当时的中学老师谢东回忆说，80年代初期，各级单位经常组织广播体操评比，班主任们为了比赛成绩暗中较劲，体育老师甚至把黑板扛到操场上，在黑板上把一个个分解动作画出来，为学生们纠正动作。

　　1990年5月8日，体委又继续推出了第七套广播体操。还特意请来当时最著名的体操运动员李宁做模特，制作挂图。

　　但根据后来的调查，人们普遍反映第七套的动作难度较大。因为在10节的运动中，有8节采用了八拍一循环的动作结构，动作数量多，而且上肢运动多，下肢运动少，音乐也不太理想，不便于学习和掌握。

　　记者翻开第七套广播体操的图解，试着做了一下第九节的跳跃运动。同样是跳跃运动，以前的动作设计都是顶多是跳起来后在头上击掌一次，而在第七套广播体操中，竟然头上、体后、体前各击掌一次。记者又原地比划了一下，发现做起来真够忙活的，尤其是边跳边在身后击掌，真是考验了一个人的动作协调性。

　　第七套广播体操为何删简就繁？这与当时的社会变化密不可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社会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外来的迪斯科、健美操，传统的太极拳、气功、武术都蓬蓬勃勃地开展，人民群众健身活动的可选择性日益丰富。到了80年代中期，包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内的各广播电台悄悄地停播了广播体操节目。

　　正是为了拯救式微的广播体操，国家体委便决定编一套“难、新、美、全”的新操。就是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第七套广播体操出炉了。

　　想用新的广播体操来打败其他体育活动的想法，在后来的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看来，是最糟糕的。“把广播体操的责任压得太重了，运动量也要考虑到，心率也要考虑到。结果动作太难了，做起来手忙脚乱，而且原来学过的人，一不做就忘记了。”

　　到了创编第八套广播体操的时候，伍绍祖提出了一百八十度转弯的思路。

　　“广播体操不是唯一的健身方式……实际上，在从事某些体育活动时，广播体操可能仅仅起到准备活动的作用。……应该是比较好学的，谁都能学会的。”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第八套广播体操的创编工作开始了。

　　专家们却还一时转不过弯来。在他们看来，气势恢宏、动作繁复的团体操才能反映出编操的最高水平。

　　在这种思想压力下，第八套成人广播体操创编组的组长程再宽犹豫了。把操编得太简单了怕同行耻笑，编难了领导又不同意！为此，编操小组向国家体委领导做了三次专题汇报。伍绍祖给大家吃了一颗定心丸：越简单越难编，越花里胡哨越好编。

　　经过繁复的研究、设计，再讨论、修改、完善，折腾了半年，1997年第八套广播体操推出了。同行见到程再宽都向他竖起大拇指：“你真不得了，敢把操编得这么简单！”

　　第八套广播体操推出以后，程再宽经常被邀请去做评委，参加各单位组织的广播体操比赛。在下面的所见所闻，却让他这个编操人，都感到惊讶。

　　“区里十几个队伍，要选一个队参加全市的比赛，派谁去呢？就层层比。最后选上来的水平太高了。他们脱产练习，练两个月，所有编操的细节都掌握了，练得天衣无缝，每次比完赛，我们评委都很惊奇。”程再宽不无惋惜地说，“广播体操做出来应该是比较流畅、柔和的，结果下面的比赛，都超级整齐，像木偶一样，味道变了。”

广播体操的初衷，是发动群众参加体育锻炼，如果还是走入体育竞技化的道路，为比赛而练习，也许是编操者最不愿意看到的。

　　随着人们可以选择的健身方式越来越多，第八套之后，国家体育总局再也没有组织创编过全国性的广播体操。

　　2003年元旦，在停播了20年之后，广播体操的音乐又开始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播放了。该台的体育节目负责人姚刚说，北京台与全国许多地方以及中央级广播电台一样，都曾经悄无声息地撤除了广播体操。然而，尽管现在人们锻炼身体可选择的方式越来越多，但广播体操仍然是群众喜闻乐见的一项运动。于是在听众的强烈要求下，电台又恢复了广播体操节目。

　　广播体操并未被彻底遗忘。它已经深深地植入了几代中国人的记忆。

　　如今在公园里，在广场上，在居民楼的阳台上，看到晨起锻炼的人们站在那里，伸伸胳膊扭扭腰的动作，都依稀可见各套广播体操动作的原型。

　　对于学习、工作任务繁重无暇坚持健身运动的人来说，每天抽出10分钟时间，做做广播体操，在今天，仍然不失为一种良好的习惯。健身不在于花哨的形式，而在于每天五分钟、十分钟的坚持。

　　体育谓之身体的教育，它应该是全民的，也应该是终身的。RJ229

　　（感谢白荣正、毛振钢、王新新、郭玉学、董书兰、马鸿韬等老师对此文撰写提供的帮助。）

来源：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