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夏天，为适应潮汕抗日斗争形势，根据中共潮汕地下党组织的指示，由共产党员马士纯、邱秉经、杨少任、林野寂、杨世瑞、许煜、黄耀、陈彰、许宜陶等，在揭阳县（今揭阳市揭西县）石牛埔创办南侨中学（开始称西山公学，后采用华侨的建议改称南侨中学）。为了更加广泛地做好统战、团结抗日工作，南侨中学校长由归侨教育家、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的爱国民主人士黄声（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共产党员、归侨教育家邱秉经为训育主任、杨少任为教务主任。黄声校长在开学典礼的讲话中说：“路是我们走出来的，一定要走到底；学校是我们自己办的，一定要办得好。没有桌椅我们自己制造，父母生的屁股，就是凳子，每人一个讲义夹就解决学习问题。这里山上可练武，月下可开晚会，点上煤油灯就好看书写字，这就是我们和群众共同创造的学校。”“我们是为抗日办学的，我们不管碰到任何困难，都有办法解决。”
　　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吸引了国内外广大爱国青年，学生人数由400多人发展到1000多人，累计约2000人（包括揭阳的水流埔和潮阳的和平两个分校），其中不少是华侨子弟。此时，整个石牛埔活跃起来了，被称“自由的天地，青年的熔炉”。晚上师生组织宣传队分头到附近的乡村进行宣传，教唱抗战歌曲，办夜校识字班。群众说：“‘南侨’的火把照到哪里，哪里的歌声便飘扬起来。”于是各村的闲间、祠堂公厅便热闹起来，成为村里的文化中心。后来发展到距离学校十多里内的乡村都办了夜校，山村沸腾起来了。黄声校长高兴地说：“农村确实是广阔的天地，你们日当学生，夜当老师，既磨刀又练人，百般武艺都是从苦炼中学来的。”
　　黄声校长和党员进步教师做到言传身教，不仅自己实践校训和办学宗旨，还和全校师生一样吃粗茶淡饭，赤足上学，经常参加村内外劳动。每逢农忙季节，全校师生分为28队，到附近28个村庄参加割稻、插秧等，在田头也不忘教唱《义勇军进行曲》等革命歌曲，与农民兄弟亲如一家。
　　 “南侨”的办学经费十分困难，开始由黄声校长从家里拿出20个银元，只能用来买粉笔、钢板、腊纸、油墨、油灯等，后来得到华侨的捐款支持，才得以办下去。生活虽很艰苦，由于师生们都有一颗炽热的爱国心，都有一股抗日救亡的热情，再苦再难大家仍是乐呵呵地教和学，笑声歌声弥漫校园每个角落。“南侨”师生写给抗日前线的慰问信超过一万封。当时香港《大公报》著名记者萧乾访问了黄声校长，报道登在《大公报》上，把“南侨”誉为“粤东教育史上的奇迹”，一时轰动海内外。

南侨中学的迅速发展，影响很大，成为潮汕地区实施抗战教育的一面光辉旗帜，成为党唤醒民众抗日救亡的战斗集体，因而引起国民党反动派当局坐卧不安。1939年夏汕头市沦陷后，国民党反动派加紧实行投降分裂倒退的政策，掀起反x高潮，把南侨中学视为他们反x分裂的障碍，进行百般阻挠干扰打击破坏，国民党广东省教育厅于1940年8月竟然下令强行解散。
　　南侨中学被解散前，学校中共总支及各分支在潮汕中心县委的直接领导下，在黄声校长的带动下，团结全校师生开展轰轰烈烈的护校斗争，揭发国民党反动派分裂倒退的阴谋，揭穿他们造谣破坏南侨中学的罪行。然而，由于南侨中学是在国统区，这所革命的、进步的、爱国的、得到广大群众拥护和支持的“抗大”式新型学校，最终还是被国民党反动派强行解散了。
　　但是，“南侨”虽然停办了，其精神和革命爱国思想却是扑灭不了的。“南侨”被迫解散后，许多师生奔赴抗日战场，奔向各个革命岗位。黄声校长和几位教师辗转经香港到华东参加新四军，“南侨”学生、共产党员郑希、陈彬、丘志坚等人后来在潮汕本地山区打游击，有的转入地下革命活动，有的转到国内其他地方或重返南洋从事抗日教育工作……马士纯、柯国泰、林英杰、许继、曾杰、吴秀远(女)、洪勉之、陈立道、陈勃、李开立、张伯哲（又名李开明）、李学礼、陈海涛、杜鹰扬等同志，在与日寇、国民党反动派斗争中英勇牺牲，优秀妇女干部、归侨教师余天选在应邀前往南洋塔曲寮东公学任教途中所乘的船被炸沉没，母子不幸殉难。上述15位英烈中，有8位是归侨，13位是共产党员。许多师生都成为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骨干力量。他们真正“忠实于民族解放事业”，“献身于新社会的建设”（黄声校长作的班级歌词），他们继承和发扬“南侨”的革命精神和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谱写了新的壮丽诗篇！
　　南侨中学被迫解散后，部分师生转到国内外，分别在越南办了“南侨中学”，在泰国曼谷办了“南洋中学”，在香港办了“培侨中学”，在福建办了“侨育中学”，在云南办了“育侨中学”。她由潮汕一隅扩大到闽西南革命根据地，西南大后方、香港和东南亚一带。革命的种子，传播四面八方，影响深远。（李一兵）

摘自潮人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