昌黎旧治坊今昔
乾隆《潮州府志•坊表》:“昌黎旧治坊,在府巷前。为府治建。”
府巷即今市区昌黎路,因该路中段系明清府治所在。民国十一年拓宽街道时,因巷口有此缅怀韩愈治潮业绩的石牌坊而改称今路名。
“昌黎旧治”坊座西向东,东署“岭海名邦”。
“昌黎旧治”匾额右款为:“潮州府知府石首郑宗古,同知泰和刘魁,通判武昌胡裕、武宁彭凤仪,推官南昌张默”,左款为:“大明嘉靖十七年戊戌春二月之吉,前兴化府事揭阳月溪黄一道书”;“岭海名邦”匾额右款为:“大明隆庆三年仲春日吉旦”,左款为:“中顺大夫潮州知府侯必登,奉议大夫同知白世徵,奉直郎通判杨肇,承事郎推官来经济重建”。
韩愈(768-824),字退之,原籍河南孟州。因为在六朝隋唐时代,人们很讲究出身,总是要找一个本姓聚居人数多、官做得大的州郡,作为自己的“郡望”。那时,昌黎郡(今辽宁义县)的韩姓最为强盛,韩愈亦就自称“昌黎韩愈”。那只是随俗罢了。宋元丰七年(1084)诏封韩愈为“昌黎伯”,后人遂以“昌黎”作为其代称。
陈寅恪先生在《论韩愈》文中说,韩愈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承先启后、转旧为新关捩点之人物”。这位大人物在唐元和十四年(819)因为上表反对唐宪宗迎佛骨进宫,被贬到潮州当刺史。“莅土治民”将近八个月,这一事件后来被赋予重要的文化象征意义。从宋代开始,韩愈在潮州地区已被塑造成为一个在边远蛮荒地区教化作育百姓的先驱和中原士大夫正统文化的象征,按照苏东坡的说法:“始潮人未知学,公命进士赵德为之师,由是潮之士皆笃于文行,延及齐民,至于今号称易治……潮人之事公也,饮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祷焉。”(《韩文公庙碑》)影响所及,山河易名。韩江、韩山、韩木、韩祠,以及其它一系列充满神话色彩的传说,都被当地士大夫当作教化已开,渐成“海滨邹鲁”的文化证据。此外,历代仕潮官吏尊韩学韩,亦对潮人崇拜韩愈起着推波助澜的巨大作用。对此,饶宗颐先生《宋代潮州的韩学》的文章已有过细致而精辟的论述。
在这文化背景下,当官员履官潮州,从一开始就被笼罩在韩愈耀眼的华光下面,心理上不可能不受着文公榜样的震撼和激励,从而影响到施政行为。据嘉靖《潮州府志》记载,郑宗古,字本醇,湖北石首人。明嘉靖二年(1523)进士。嘉靖十三年至十九年(1534-1540)任潮州知府。在任期间,为兴办学校,花费了不少心血。他重建府学明伦堂、四斋,县学尊经阁,建“昌黎旧治”坊,等等。正如宣德年间任潮州知府王源《海阳县学文庙记》中所说:“潮为广极东,含丛山,迫夷岛,民尚横祚,攻劫仇杀,盖不闻圣人之道故。……至韩子以圣人言行化潮,而民去其横诈仇杀之习。吾以为韩子之意以导民,而潮民生其礼义之忱,人人能然。是言行之教盛行矣,又况潮称礼义之邦,尤易化之者乎。”王源的话可说是代表大部分以兴学育才的官员的心声,郑宗古就是一个例子。
相距31年后的隆庆三年(1569),始由潮州知府侯必登于坊另一面镌刻“岭海名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