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著名潮籍女学者、暨南大学博士生导师饶芃子教授

       2007年，对暨南大学饶芃子教授和她众多的学生来说，是不同寻常的一年：这一年8月，饶先生正好从教五十周年；这一年9月，经读者投票和专家评审，饶先生入选“当代岭南文化名人五十家”；这一年12月，暨南大学中文系、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暨南大学海外华文文学与汉语传媒研究中心，联合筹办“饶芃子教授从教五十周年庆祝会”，得到国内外有关学者、书画家，及其同事、学生们的热烈响应，大家纷纷以各种形式表达对饶先生的祝贺与敬意，可谓岭南学界一大盛事。
　　
       五十载岁月悠悠，五十载师心依旧。这位来自古城潮州的现代知识女性，为何对高等教育事业有着始终不渝的情怀？在其五十年的执教生涯中，究竟作出哪些独特的贡献，而成为有口皆碑的“名家”？在饶先生从教五十年之际，让我们一起回眸她的教学历程，领略她多方面的非凡成就与人格魅力。
　　
       家学与师教：奠定一生的志向
　　
       1935年元宵节，饶芃子出生于潮州市一个书香世家，家人大多从事教育工作，或接受了高等教育。如她的外祖父戴仙俦先生精通诗文，支持新学，曾在潮州多所学校执教，是潮汕地区知名的文人和书法家；她的舅父戴平万，在中山大学西语系毕业后参加革命，是“左联”时期有影响的作家；她父亲饶东（参加革命后改名饶华）曾就读于上海暨南大学中文系，抗战前任潮安县《大光报》编辑；她母亲曾先后担任当时潮安第四女子小学、潮州市第二小学校长。这是一个重视教育、爱好文学的大家庭。
　　
       抗战爆发后，饶芃子的父亲离家抗日，母亲投身于后方的救亡工作，3岁的饶芃子跟随外祖父母到潮安县归湖乡溪口村避难，居住在外祖父的祖屋“敦本堂”。外祖父爱生如子、诲人不倦，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仍亲自教儿孙们背诵诗文；外祖母宽厚仁慈、乐善好施，这都对饶芃子幼小的心灵起到潜移默化的影响。
　　
       抗战胜利后，饶芃子跟家人迁回潮州城里的“双柑书屋”居住，先后在城南小学（即市一小学）、有德小学（即市二小学）就读。1947年她考上潮安一中（现金山中学），学校图书馆藏书颇丰，她有机会阅读中外古典名著和“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作品，常常被著作中的博大爱心和人道主义精神所感动，从而萌发了对文学的梦想。饶芃子还得到语文老师鼓励，高中时担任学校黑板报的编辑，她的散文曾获县中学生优秀作文奖，发表在当时的小报上。

1953年，饶芃子如愿考上中山大学中文系。中大刚从石牌校区迁到珠江南岸的康乐园，校园幽静雅致，詹安泰、王海章、王起、董莓戡等大师名师荟萃，浓郁的学术氛围激发了饶芃子的研究兴趣。大学期间，她勤奋系统地阅读中外文学名著，并根据自己的基础，选择研究中国古典文学。1957年，饶芃子作为中文系毕业班两名全优生之一，留在中大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当助教。
　　
       1958年，暨南大学在广州重建，饶芃子被调到暨南大学中文系，跟随系主任、著名文艺批评家肖殷先生修文艺理论，正式登上讲坛，讲授文艺理论课。饶芃子认为，自己早年精神生命的孕育，除了来自祖辈的言传身教，还与不同时期多位老师的亲切教导息息相关——老师们教她如何做人、如何读书，如何走上专业的道路，她深切认识到教育在人的成长中的重要作用，并以此作为自己的使命，还将对师长的感恩，化作对学生的无限关爱。
　　
       教书与育人：理想师德的化身
　　
       饶芃子说，她从不把学生当作人生旅途中的过客，而视为自己学术生命和情感生命的延续。她在众多“饶门弟子”心中，则如同理想师德的化身。
　　
       饶芃子很重视讲课，她的口才在学界是出了名的。她所到之处，往往一发言就语惊四座，倾倒众生。她擅长即兴讲演，单凭两三页提纲，就能随机触露，收放自如，说上几个小时。大气磅礴的风范，铿锵婉转的语调，亲切生动的神采，真诚饱满的情感，敏捷开阔的思维，幽默贴切的比喻——饶芃子就在讲坛的方尺之地，将自己的禀赋与才情发挥到极致。这使学生们兴趣盎然，课后废寝忘食地阅读、讨论。1980年代初，饶芃子在暨大讲授“文学概论”，就有中大、华师的学生慕名赶来旁听，将一个大教室挤得水泄不通，有的还托人前来录音。学生们毕业多年后对此仍津津乐道，她的授课魅力也可见一斑。
　　
       饶芃子迄今教过29届本科，13届硕士，13届博士，培养了数十位硕士和44位博士，其中有13名港澳生和留学生，现还有8名在校博士生。对高学位的教育，饶芃子总是根据学生具体的知识背景和人生立意，制订培养方案，不仅因材施教，还注重方法论的指导，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问题意识，做到教学相长、思维互动。一旦学生提出真知新见，她便鼓励他们写成论文，并亲自批改补充，积极推荐发表。有机会她就带领学生参加境内外的学术会议，让他们接受锻炼和挑战。饶芃子善于把“育人”渗透在教学的过程中，对学生宽容而不纵容。她总是体察入微，孜孜不倦地引导学生完善人格，讲求诚信进取、团结互助，尤其是女学生，更须独立自强、内外兼修。

饶芃子教泽遍四方，她还担任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广西师范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浙江师范大学、深圳大学和汕头大学等十多所大学的兼职教授和客座教授。她对学生要求严格，自己也以身作则。哪怕公务繁忙，她每天都要抽空阅读思考，勤做笔记，使讲课内容常改常新；她更以“认真负责”著称，在高强度的工作面前，往往牺牲很多休息时间，甚至宝贵的健康。有人劝她既已功成名就，不必那么拚搏，她却认为这些都是自己的“份内事”，做起来仍不知疲倦，不计得失。
　　
       对饶芃子而言，学生的事永远属于“份内事”。一个最“经典”的例子，是十年前，饶芃子的博士生张瑞德突患癌症，生活陷入困境。她闻讯后多次探望，解囊相助，并在师门中发动港澳学生捐款，还亲自找学校领导，为他争取医疗福利，使他安心接受疗养。待他病情好转，饶芃子又为其论文写作、答辩、求职等事奔忙。无奈张瑞德毕业后因工作过于劳累，病症复发，不幸英年早逝，但这个过程使他倍感人间的温暖，他在遗作里写到：“爱是真正的滋补品，这其中，恩师饶芃子教授的那一份，格外厚重、独特，她使我永远无法忘记！”这也让大家亲睹饶师那“爱生如子”的深沉情怀，领会到“饶门无弃儿”，团体的凝聚力因而大大增强。
　　
       凭着对事业的热爱，对工作的投入，对学生的负责，饶芃子的教学成果突出，屡获各种奖励，她1982年被广东省政府评为“广东省先进工作者”（即省劳动模范）；1985年被评为“广东省文教系统先进工作者”；她主持的“文艺学研究生教学成果”项目，1989年、1993年先后两次获“广东省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学成果省级二等奖”；她的《文艺学博士、硕士研究生教学改革与探讨》，1997年获“广东省教学成果二等奖”；1998年她被评为“国务院侨办所属学校优秀教师”。
　　
       而在饶芃子的辛勤栽培下，她的不少研究生荣获各类“优秀研究生”称号；学生们毕业后，逐渐成为各个地区和领域的栋梁之材，有的是知名教授、学科带头人。她指导的博士（含在读）现有17位为教授，16 位为副教授，其中7位是博士生导师，15位是硕士生导师。饶芃子指导的博士论文已有23本正式出版，且在学界反响良好，如钱超英博士的论文，获“2005年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三等奖”、“第七届广东省鲁迅文学奖”；陈志红博士的论文，获“第七届广东省鲁迅文学奖”、“中国女性文学奖”和“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优秀成果奖”；蒲若茜博士的论文，被评为“2006年广东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而她的澳门学生李观鼎、汤梅笑，分别于2005年、2006年荣获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颁授的“文化功绩勋章”。
　　
       学生在社会有所贡献和发展，是饶芃子的快乐之源；而学生们都把能成为饶门弟子，当作自己人生的一大幸事。很多学生与饶师结成忘年之交，毕业后仍经常向她报喜诉忧，特别是远在海外、境外的学生，曾慨叹离开了饶师，就有一种离开母亲的感觉。在饶门弟子眼里，饶师往往给予学生最重要的启蒙、最深切的关怀，是他们永远的“学术母亲”。

学科与研究：跨文化的诗学探寻
　　
       饶芃子既用心教书育人，也注重开展学术研究，以此充实、提升教学的品质。她文笔清新婉约，被称为“诗性批评家”，可贵的是她还具有自觉的理论意识和学科意识，能大胆探索、不断创新，因而在文艺学的坚实底座上，张开比较文学研究和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翅膀，推动这几个学科的建设和发展。
　　
       1958年饶芃子调到暨南大学任教，由于工作需要，必须改变专业方向，跟随系主任、著名文艺理论家萧殷先生修文艺理论。在萧先生的带领下，饶芃子参加各种文艺实践，关注国内外有争议的学术问题和文学作品，有针对性地撰写批评文章，逐渐爱上并不灰色的理论，60年代初就在广东文艺界崭露头角。
　　
       “文化大革命”初期，饶芃子受到猛烈冲击，但她并没有改变对人生的态度和对文学的信念。1970年暨南大学停办，饶芃子被分配到广东师范学院（今华南师范大学）任教。1978年暨南大学复办，饶芃子重返暨大执教，积极投入新时期的文艺理论教学和研究工作。当时国内文学界还比较沉寂，她开始反思一些曾被视为“禁区”的理论问题，发表了《试论形象大于思想》、《谈社会主义时期的悲剧》等论文，后者为《新华文摘》转载后，在国内有一定的影响。1981年，饶芃子协助萧殷先生在暨大中文系建立广东省第一个文艺学硕士点，并在其指导下，从理论和实践方面不断探索文艺教研的新路。
　　
       20世纪80年代，比较文学在中国复兴，饶芃子凭着敏锐的学术触觉，把比较文学的视野和方法引进文艺学，借以拓展文艺理论研究的思路。她担任暨南大学中文系系主任后，于1984年在暨大中文系主办全国性的比较文学研讨会，并参与北京大学等多个单位1985年在深圳大学举办的“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成立大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还在1985年底发起成立广东省比较文学学会；暨大中文系也先后出版《文学比较研究通讯》、《比较文学研究》；饶芃子身体力行，多次在省内各大学作比较文学的专题讲座，推动广东比较文学的发展。在这个过程，她也逐渐将个人的研究延伸到比较文学、特别是比较诗学领域，并在文艺学硕士点中开设“文艺理论与比较文学”方向，培养了多届硕士生。
　　
       在此基础上，饶芃子成功申报国家教委“七五”规划教材项目《中西戏剧比较教程》，该书从中西戏剧的起源、形成过程、戏剧观、情节结构和悲喜剧等方面，阐明中西戏剧的不同特质和相互影响的历史。评审专家认为这是一部有开创意义的教材，同时也是一部见解独到、体系严整的学术著作。该书1989年出版后多次获奖，被列为高校文科教材，在海内外比较文学界有良好的反响，1992年获国家教委优秀教材奖（属国家一级奖励）。

经过饶芃子及其带领的学术群体共同努力，1993年国务院学位办批准由饶芃子领衔的暨南大学文艺学博士点，同时她被批准为博士生导师。该点在国内首创比较文艺学方向，突破了传统文艺学的理论框架和知识结构，有助于文艺学学科内涵的更新和发展。1999、2000年饶芃子出版了代表性著作《中西比较文艺学》（合著）和《比较诗学》。《中西比较文艺学》是国家教委“八五”人文社科规划项目成果，以跨文化的文艺学立场，对中西文学观念、文论形态和范畴的差异性及相似性进行比较研究，为中西诗学的互识互补、为建构更具世界性的现代文学理论探索了道路，其宏阔的研究视野得到国内文艺学界、比较文学界专家的高度评价。
　　
       早在改革开放初期，作为华侨高等学府的暨南大学率先在中文系成立台港文学研究室，1982年召开全国首届“台港文学研讨会”，饶芃子以此为契机，关注世界性的汉语文学现象。近十多年来，她致力于世界各地不同国家、地区华文文学的理论研究，其系列学术论文分别从命名、视野、理论和方法等方面，为国内的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开启新角度，在海内外华文文学界产生相当大的影响。饶芃子还倡导打通海外华人母语和非母语文学研究，在二者的相互比照中拓展海外华人文学的研究对象和内涵，这对推动世界华人文学和文化的发展及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饶芃子从少有人过问的海外华文诗学着手，率先将其纳入比较文学，特别是比较诗学的视野，为比较文学拓展了一个新的学术空间，同时也从一方面刷新文艺学学科研究的理论思路，开拓了一个极具特色的通向世界的文论园地。她的学术论文频频受到学界的瞩目和嘉奖：《海外华文文学的新视野》获广东省“第六届优秀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论文类一等奖，专著《本土以外——论边缘的现代汉语文学》获“广东省‘九五’社科项目优秀成果奖”，《海外华文文学与比较文学》获“首届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论文类二等奖，《文学的澳门与澳门的文学》获“首届澳门人文社会科学成果奖”论文类一等奖。
　　
       饶芃子还多次主持该领域的国际学术会议，到境外、国外进行交流和讲学，在海外华文学界享有很高声誉。她和她所指导的博士生群体不断有新成果问世，使暨南大学成为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一个重镇。随着研究的深入和世界性华文热的持续升温，2002年5月在暨南大学成立了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饶芃子被推选为会长。2005年，她出版了学术著作《世界华文文学的新视野》，系统集中地展现了自己相关的探索轨迹，并诠释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作为一门学科存在的合理性意义，为这门“新学科”在中国的确立和发展提供了理论思路。2006年12月在香港召开的“世界华文文学联会”成立大会上，饶芃子当选为世界华文文学联会副会长。
　　
       半个世纪以来，饶芃子穿梭于文艺理论、比较文学和海外华文文学研究领域，先后主持并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个、教育部和省人文社科基金项目5个、省高教厅社科规划项目3个，现仍承担国务院侨办社科基金1个；她发表了学术论文和文学评论300余篇，出版著作13部（含与人合作），主编著作9部、学术丛书6套。这些研究在饶芃子心里并无截然的界限，而具有内在的连贯性。她是立足于文艺理论，不断开拓新视野，在相关学科的交叉点上种下幼苗，用心耕耘，蔚然成林。

管理与领导：学术家园的开拓者
　　
      饶芃子不仅在文学教研上卓有建树，其领导管理才能也有目共睹。她原本无意“学而优则仕”，但顺应工作需要和组织安排，在暨南大学先后担任中文系系主任、副校长和学位委员会主席等职。作为高校的领导者，饶芃子要求自己要有学术意识、创新胆魄和一颗与知识分子相通的心，不遗余力地开拓学术家园，促进教研的蓬勃发展。
　　
       20世纪80年代初，正值暨南大学复办不久，饶芃子当任中文系系主任后，就明确提出要“三管齐下”：抓学科改革、教师队伍建设和学生第二课堂活动。为适应新时期社会的现实需求，她合理设置各种专业课程，并在老教授黄轶球先生的启发下，带头开拓比较文学，支持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等新兴学科；她积极输送教师到名校进修，为中文系的学科建设奠基，还引进一批高学历、潜质好的青年学者，缓解教师队伍老化的结构性矛盾和断层危机；她经常邀请过往名家来中文系作专题讲演，扩大学生的学术视野。经过几年团结协力，中文系逐步形成具有特色和实力的重点学科体系，知识背景多元互补的教研梯队，丰富多彩的学生课外活动，对此省高教厅予以肯定，让《高教探索》编辑部请他们总结和推广经验。
　　
       1987年，饶芃子被委任为暨南大学副校长，主管学校文科科研和研究生教育工作。她借鉴国外大学的办学经验，提出“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发展思路，主张发扬暨南大学作为华侨学府的优势，大力推进相关学科建设，主动承担国家和地方的科研任务。与此同时，饶芃子为暨大对外招生开辟新渠道，在多方努力下，经上级批准从1989年开始在全国率先对海外和港澳台地区招收兼读制研究生，也给海外、境外的在职青年提供深造机会。
　　
      饶芃子具有高瞻远瞩的眼光和开拓进取的锐气，且办事雷厉风行。1988年她得知国家出版总署将在全国高校增设10家出版社，就向校长提出前往申请。当时暨南大学复办才十年，要参与全国100多所高校的竞争，并非易事。饶芃子在领导班子支持下，立即开展申报工作，并亲自带队到北京出席论证会。她突出暨大作为“侨校”成立出版社的意义和为海外华人服务的宗旨，以及已有的学术成果和编辑力量，使申报获得通过。1989年暨南大学出版社成立时，饶芃子还兼任第一任社长。该社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出书逾千种，为促进我国侨务工作和广东的高等教育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暨南大学素以商科著称，教研力量比较雄厚，与香港和国外大学也有广泛的交流合作。20世纪90年代初，饶芃子获悉国家教委将在我国高校开展培养工商管理硕士（MBA）的试点工作，认为这对暨大是个难得的机遇。但MBA教育跨越多个学科，办学难度大，为此她亲自带队到香港各大学考察，并走访多间大型中资机构，组织力量写好申报材料。1993年暨南大学和北京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同时获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国家教委批准为MBA试点单位。按教育部规定，饶芃子兼任暨南大学MBA教育中心第一任主任。

1994年，国家教委决定在全国建立一批文科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但国务院侨办和暨南大学都未接到有关文件。当饶芃子得知时，已超过申报期限，她听说负责这项工作的司长在中山大学考察，立即派人前往邀请，当面向他汇报暨南大学中文系的教研情况，引起司长重视，同意接受补送申报材料。饶芃子迅速组织人员，形成数万字的申报书，使暨南大学中文系在激烈的竞争中，以自身的优势和特色通过专家会议评审，1995年成为首批“国家文科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
　　
       就这样，饶芃子在管理岗位上大放异彩，不断搭起新的学术平台。1995年她又提议并成立暨南大学艺术中心，在本科生中开设书法、美术课程，得到省内的书画名家林墉等的支持。她一直着眼于扭转研究生教育与社会实际需要脱节的现象，鼓励发展优势学科，力争教研经费，开创本校研究生教育和文科科研工作的新局面。在她任内，暨大的博士点从3个增加到7个，硕士点从37个增加到53个，成为广东高校中博士点、硕士点较多的学校。1996年卸任之际，饶芃子欣慰地看到：暨南大学经过领导班子同仁的不懈努力，扩大教育规模，提升办学层次，成功申报国家“211工程”，跨入国家面向21世纪重点建设100所大学的行列。
　　
       长期以来，饶芃子还担任国内、省内一些知名学会及研究机构的要职，曾是广东省社会科学联合会第三、四届副主席，广东省作家协会第四、五届副主席，广东省文艺批评家协会第一届副主席，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现为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会长、世界华文文学联会副会长、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文艺理论批评委员会委员等，她积极参加这些机构举办的学术活动，多次在暨南大学和广东省内组织全国、全省和跨地区的研讨会，促进了文艺学、比较文学和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在国内，特别是在广东省的发展。
　　
       教师、学者和领导，这三个身份在饶芃子心中是紧密结合的——教学带动科研，科研充实教学，管理又扶持教研。基于兼容并包的学术观念、真抓实干的创新精神，饶芃子在教研和管理工作上取得平衡和突破，成为广东高校领导中的佼佼者，还曾先后当选为中共广东省委第六届候补委员，广东省第八届人大常委。
　　
       回顾饶芃子执教的五十年，是春华秋实的五十年：她1992年被批准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1993年被全国总工会授予“全国先进女职工”称号；1995年被国家教委授予全国教育系统“巾帼建功标兵”称号；2006年教师节获暨南大学颁发“终身教育贡献奖”；她被《人民画报》选为“中国20世纪125个有影响的女性”之一，她的名字被载入国内外多种世界名人录。
　　
       饶芃子教授并非得到上天格外的眷顾，她的人生道路不无曲折，但能一步步从潮州走向世界，乃源于她对文学执着而纯真的追求、对国家民族教育事业的忠诚，以及长期付出的智慧、关爱和辛劳。更可贵的是，她总以“海纳百川”的襟怀，把多元的品质融进生命与事业，不断在困难和挑战中找到平衡点、创新点，无形中超越了自己性别、年龄、地域和时代的局限，成为一代学者的典范。 陈玉珊

摘自《潮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