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国考察 结缘文博

　　“我们这一代故宫人可以说都是故宫培养起来的人。”杨伯达先生在接受笔者采访时，爽朗的笑声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这就是传说中玉界泰斗杨伯达？杨伯达先生留着长发，脸色红润，看不出已是八旬开外的人。身为文博大家，却平易近人，一点架子也没有。他用平缓的语气细说了他的人生经历。“我1956年4月到故宫，当时我是北京中央美术学院展览工作室副主任、支部书记，属于平级调动。叶佩兰是高中毕业分配进来的，当时他们那批人来了十几个人，起点不一样的，我当时已经有了一定的工作经验，而他们是从头学起。”他说。因为战争的原因、区域的转变和大学的合并，杨伯达在大学期间一直处于游走的状态，4年的解放战争他一直是学员，并念了4所大学。第一所大学是山东大学。第二所是华中建设大学的文艺系，当时分4个大科目，包括：文学、戏剧、美术和音乐，杨伯达是在美术系，浙江美术学院副院长黎滨洪先生是他的老师。第三所是北方大学艺术学院的美术系。解放后他念的最后一所大学是华北大学美术系，师从彦涵和魏田霖先生学美术史。

　　一个学美术史的人怎么去研究博物馆学？看着我们疑惑的表情，杨伯达笑着说，原来他在进故宫之前就已经开始研究博物馆了，不仅在课堂上学到了东欧的美术史是什么样的，还曾经赴前苏联、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学习，亲眼看到一些重要的典型艺术品。以前，前苏联和保加利亚的科技是走在中国前面的，他很幸运能有机会到这些国家学习。当时能出国的人很少，而且出国的态度不一样，有的就是去逛逛、开眼界或是镀金的，而他则是去学习，抓住这个机会认真的学习。换句话说，他是在无形中进入了一个博物馆的大课堂，学到了很多的东西。

　　在前苏联的一个博物馆里，馆长正亲自接待中国学习团，一个讲解员仔细的讲解着每件陈列品的历史及艺术特征。他讲解的质量很高，如果参观者有疑问的话，可以打断他的话请翻译转述并解答。后来得悉这个讲解员是博士，参观者感到很震惊。一个拿着笔快速的记录着，这个人便是杨伯达。他在苏联莫斯科参观了20多个博物馆，包括后来补上的普希金博物馆和彼得格勒博物馆，记录了厚厚一本笔记。他所记录的主要有两点：一是看文艺复兴时期的古文物和古希腊的古文物；第二个是看他们怎么去展览展示的。从此，杨伯达开始与文博结缘。

　　回忆起出国考察的那段经历，杨伯达说，回国时有一段经历影响了他的前途。考察团到了长春之后，他们没有直接回北京，团长要大家都下车，大家不知道什么意思，等都安顿好了，团长宣布大家写总结，因为一般情况下，参观考察活动后当时是有很深感触的，但是回去后就写不出东西了。他们在长春大概住了十几天。杨伯达想自己是搞陈列的，于是把笔记整理、归纳了一下，写了一篇《苏联博物馆陈列介绍》的文章并发表。当时他29岁，只有7年的工龄。

　　人一旦出名，各种各样的机会便随之而来。杨伯达拥有较丰富的博物馆经验，有一次和故宫博物院吴院长见面，杨伯达问吴院长要不要他到故宫工作，吴院长很高兴地说“欢迎欢迎”。就这样杨伯达轻而易举被安排到故宫博物院陈列部当副主任。刚来故宫不久，幸运之神即降临到杨伯达的头上，这使得他与玉器结缘。故宫有一批清代玉器需要整理，吴院长决定了3个人：一个是杨伯达，另外两个是故宫的老研究员和琉璃厂的老古董商。他们3个一起工作，取长补短。因为要给玉器分级别，他们用了一个夏天看了一万多件清代的玉器，这差不多是故宫的1/3.清代玉器是什么样的，故宫里记录的年代不准确，但两位老同志都有自己的艺术经验，就这样一天看三四十件，慢慢的杨伯达也就懂了。

　　杨伯达是个善学习的人，在这几年的工作当中他慢慢提高，注重文献资料的考证，渐渐的他成为玉器鉴定界的权威专家、泰斗，并被任命为故宫博物院副院长。

　　每天晚上杨伯达都会把图书馆的书借出来读，图书馆每天晚上10点关门，他就每天看到10点。因为看书看得很入迷，都忘记时间了，管理员看灯还亮着，就问谁在里面，杨伯达就说他还在，马上就走。渐渐的他们越来越熟悉，管理员也就不问了，差不多两年的时间里杨伯达把所有能看的、需要看的书都看了，包括文献、考古、评论、美术史的书。

　　为了编写《中国美术全集》，杨伯达组织了一个编委会，他是主任委员，为了这个工作，他看了很多书，看完之后就发现玉器不是一件器物的问题，而是一种文化。书编写完之后，玉器的研究还是要坚持下来的，干脆就专门组织一个机构来研究玉文化，于是他们就成立了一个玉器研究委员会。经过几次讨论，大家一致认为玉是有文化底蕴的，中国文化的第一块奠基石就是玉文化，并总结出“玉灵魂、金文化”是中国文明的祖先。

　　玉器研究会有关玉文化的研究开了五次会议，并出版了四套书。刚开始认同的人很少，甚至好多人都报以怀疑的态度。最后一套《中国玉文化玉学论丛四编上、下册》荣获2007年度全国文博考古最佳文集奖。

来源：老山玉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