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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著的诞生

名著的诞生



  王国维极力推崇《红楼梦》,认为《三国演义》的文学性差。文学作品不同于军事教科书。中国的文人都崇拜建功立业,罗贯中生逢乱世,在张士诚的军队做过谋士,功名半途而废,写《三国演义》是一种心理补偿。《三国演义》与《水浒传》都固执一个“义”字,重“义”不重“情”,不符合人性,这是硬钻腐朽文化的框子。外国文学没有框子,他们写人,写人性,写情。所有的名著都是把人写活了,不是把故事写活了,更不是把仁义道德写活了。中国作家与外国作家写作态度根本不同,一个是对自我的关怀,一个是对人文的关怀。不论是屈原写《离骚》,还是罗贯中写《三国演义》、曹雪芹写《红楼梦》,都是因为自身冲击,不像肖洛霍夫写《静静的顿河》,自觉地对一个民族的关怀。中国现代作家,创作则往往沦为图解政治,连自我都失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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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是人学”,阅读可以发现,凡名著无不符合高尔基这一理论。无论《复活》还是《安娜·卡列尼娜》,都是人性化的。人离不开人性,人的情思是人的心灵世界,没有这个,就会只剩下一个干巴巴的人,一个无血无肉之躯。中国小说起源于话本,就是讲故事,缺乏情思,中国没有一部文学作品有高尔基笔下那样的激情。我们读外国文学,爱情是人生的第二次生命,一个人一旦遇到了爱情,整个灵魂都在焚烧。外国作品中的婚外情是人性的肆意挥发,作者站在歌颂的立场,中国文学作品中的婚外情,作者却站在传统礼教一边,下笔就是潘金莲和西门庆。文学力在揭示人性,不同于道德宣判。爱情有一个演绎激情的过程,像一把火烧到一个人的身上,一直烧到他的肝肠,把他全部焚烧干净,比如《红与黑》。中国过去描写男女相识相遇的作品,没有激情,甚至没有过程,直奔主题:就是性爱,太原始,哪像人?从古代白话小说到《聊斋志异》,到清代大量的禁毁小说,皆如此。

  那么多世界名著,中国除了古人的几部书,榜上无名。西方文明也包括了文学,那么多的名著都诞生在英、法等欧洲国家。诺贝尔文学奖是带有政治倾向性的,但这项荣誉曾给了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学作品《静静的顿河》,人性超越了政治!郭沫若曾说“人们在抱怨中国没有伟大的作品”,通过比较,我们可以发现中国文学离世界名著的距离太远了。读过《静静的顿河》,我发现原来是民族的差别,也就是动物之间的差别。哥萨克民族与我们这样的民族根本就不是同一种动物,我们没有那样的激情和奔放。我们这个民族温驯得像鹿一样,面对狂奔的狮子,望风而靡。要在我们这块土地上诞生一部名著谈何容易! 中国作家没有托尔斯泰、雨果等外国作家那样的人格和人文关怀,用文学来图解政治,用思想来图解生活,甚至“用身体写作”,会与名著越来越远。

  文学越少,读者越多,这是当代中国阅读现象。对优秀的文学作品不在意,而对明星出书、名人出书大加追捧。文学被冷落说明现代人越来越缺乏情思,越来越无激情,退化到一种衣食动物。人类如果变得以权位、财富来衡量人,情思和激情将退化干净。

摘自《新华网》作者:山海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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