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伟光

说是朋友，其实只见过几面，不过点头熟而已。

然而却传来了消息，说他死了；恰逢其时，我又不慎跌断了腿，有一段不算短的时光无可奈何地要在床上度过，心情之恶劣可想而知。于生死我并不感觉陌生，尤其是人到中年后，自己身经目击的身边的亲友的死，渐渐地多，甚至自己也历经过死亡的考验，原本应该了悟生死，淡然置之；可是这回终于露出了自己心底的惧来。要把包括生死的一切都看淡，谈何容易？记得从哪里看到，一位哲人说过人对于死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恐惧，与人的身份，与人的年龄，都没有关系。因此对那些能够从容走向死亡的人，例如清末戊戌六君子中的那位“流血请从嗣同始”的谭嗣同，就格外地景仰了。

作家总是有些罗曼蒂克，比如蒋子丹的一篇散文，曾经十分诗意地为自己的死亡作了一番设计，连病榻的床单、房里的氛围，榻前的花儿，甚至死的刹那那一抹从窗外斜进来的桔黄的阳光———日薄西山之后的余晖，全都设计到。这时，死亡再不是令人恐怖的，而是一种充满着诗意的美丽。可惜这不过是一种一厢情愿的梦呓而已。俗话说：阎王要人三更死，不容人至五更时。死像日常里花的萎谢，匆遽而不容设计。许多的人，死亡前总处于一种深深的昏迷中，在昏沉沉中就离开了自己眷恋的生命和亲人。我曾经因此而憾恨，觉得这死神也太狠了，连死亡前的最后一瞥也不给人留下。但随着年齿之渐长，于人生的体味日益增多，倒是明白了自己受文艺作品的害，把人生都看得近乎天真了。其实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何况像死这样的大事？因此活过了九十的台静农，在将届生命的终点时，饱含深意地说了一句：“人生实难！”

实难的人生，不但指生活里常常免不掉的坑坑洼洼、碰碰磕磕，即使如“一夜看尽长安花”的春风得意，灯红酒绿时的热热闹闹，其实也多半离不开这一个难字。或许有人觉得这么说是一种矫情。不是的，春风得意，灯红酒绿的烈火烹油，谁不喜欢？但谁能确保自己的一生都处于这种巅峰的状态？就如戏剧总有谢幕的时候，惯于人前走马灯的阿谀奉承者，转瞬间就会尝到那一份冷清的滋味。极权时代的孤家寡人，也包括如乾隆、慈禧之类享了一辈子福的帝后，他们该满足了吧？其实，由生前延续到死后的这些表面的繁华，怎能抵得住那一种高处不胜寒的苍凉。何况也还有凡人有而他不可能有的幸福，譬如亲情之类，甚至有一天长生无望真的命归黄泉，也不能获得安宁。既得利益者怕他活着也怕他真的死去，已成了僵硬的尸体，还千方百计地骗说他还活着。如极权者的斯大林，已经尿湿裤子躺在地上４小时了，仍然得不到医治，死亡后的很多天，却仍被其亲密的战友说成是“正在与疾病作斗争”。这种生死都不得自由的悲惨，恐怕也不能不算是“人生实难”的又一例证吧？

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我常想生也就是活着有什么意义呢？因为一出生人的命运就可以说是已经决定了的，是走向了坟墓———那长满了野百合花的地方。除了无知的童稚时期，人的一生事实上都是活在死的恐怖之中。然而因此就放弃生的兴趣了吗？少数杞人忧天者外，好像大多是该乐的乐，该争的争，有的甚至与天斗与地斗，斗而乐且无穷，或许这是生之价值。不过，依不佞想这或许也是对死之惧的另外一种逃避，即以生之快乐冲淡死之可惧。这当然比整天生活在死的恐惧中好，有积极的意义，或者正是对孔子“未知生焉知死”的最佳诠释。

因此，对于那些明知死的阴影已在身前身后晃荡，而仍努力活着的朋友，我就十分钦佩。即如这位姓郑的朋友，得了绝症５年了，却仍快快活活地活着，并在书法上有所追求。他前后共为我写了两幅字，其一书前人诗，草书“天若无雪霜，青松不如草；地若无山川，何人重平道”，有劝勉之意，不论自励或勉人，都体现一种努力的抗争；尤难得的，不把自己的苦痛扩散给别人，当他人有所成就时，他的祝贺也总是真诚的，那笑容是发自内心深处绽放的灿烂的花。我与他最后一次握手言别，是去年秋天的某一天，天气仍热，是学长刘志清约他和我去饮早茶，他瘦的手沁凉沁凉的。那时，我的心格登一下，不过很快就被他的笑容所融化了。

若干时间后消息传来，先是说旧患复发，住院。因为我也跌断腿动了刀子，不能动弹，心中就很悲观；果然几天后的确切消息说，他已死去了。我听后无言，我又能说些什么呢？这就是人生。愿他安息。

摘自《特区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