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光豹
　　 这儿说的“大家”，不单是指传统意义上被公认为挺出名的作家；还以为，这些作家，曾经备受过造物的恩宠并赐予特殊机遇，让他们的作品和名字能够在某个时代产生了轰动效应，而且，难能可贵地得到党和国家的最高层的褒扬而获得殊荣。
　　 这些特殊作家、特殊作品和特殊事件，业已在岁月里刻下深深的痕印，任雷电风雨、霜雪冰雹、云涛雾浪，也无法把它剥蚀，只能让它沉淀沉淀再沉淀。作为他们，理应回归于时代，还原于历史，也似应十分平静地储藏着这段生活。从全国范围来说，这类大家还真不少，现单挑广州军区几位，和大家聊聊：
　　 梁信，60年代初因创作了电影剧本《红色娘子军》并搬上银幕，先赢得观众好评，继而获得高层肯定。后又被改为芭蕾舞剧，毛主席看了芭剧后，对其政治、思想、艺术都给予肯定，益发增强《红色娘子军》的知名力度，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梁信”和“红色娘子军”两个词被人们紧紧地捆在一起，直至今天。
　　 赵寰，50年代因创作电影剧本《董存瑞》而饮誉。1962年，在台湾派遣小股武装匪特窜犯大陆的背景下，他创作了话剧剧本《南海长城》，毛、刘、周、朱……等领导观看了这出戏，赞赏有加，毛主席三次和赵寰握手，连声说：“好戏!好戏!”随后赵还被邀进毛主席的办公室颐年堂做客，一边谈话一边品尝龙井茶。然，他又因为这出戏也惹来横祸，被打成反革命判刑十年，我不幸成为见证，在花县赤坭劳改场和他一起度过了年余艰难而蒙冤的岁月。
　　 章明，1985年，他的散文《两个哨兵》在《人民日报》副刊发表后，时任总政主任的谭政大将看后说：“谁说没有好文章，章明这篇就是好文章(我记得总政当时曾印发了一本厚厚的书内收有该文，书名就叫《好文章》)；1962年，台湾海峡形势紧张，章明深入生活写了《不可抵挡》的相声作品，发表后，由马季演出，时任总参谋长的罗瑞卿大将看后指示广泛演出这一作品，风靡一时。1980年章明在《羊城晚报》上发表《吃运动饭》杂文，引起争议，赵寰打抱不平，上书时任省委书记习仲勋为该文讨公道，习书记先是打电话给赵寰表示支持此文观点，继而让赵寰参加座谈会直抒己见。改革开放初，章明在《诗刊》上发表文章，对当时一些晦涩难懂的诗提出意见，一时找不到准确词儿，用“朦胧诗”形容之，此文在全国引起热烈争鸣。现在似已约定俗成，“朦胧诗”一词，成为诗界难弃难改的专有名词而一用再用，迄今未停。

金敬迈，60年代中期，因创作长篇小说《欧阳海之歌》而成名，引起高层垂注，小说封面由郭沫若题字，周总理和老帅赞扬这部书，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接见金敬迈时，称金为：“大作家”。在“鲁豫有约”的节目中，我们知道金敬迈因写了这部书，一会儿被推上浪尖，一会儿又被抛到海底，在秦城监狱中度过几度春秋。由于事件的冲击波和辐射力已达到顶点，因此，单就效应而言，老迈尔后再也难以写出一部可以超越《欧》的书来，以致《欧》书成为孤篇独绝而长久地影响着读者。
　　 张永枚，1974年，一个难逢的机遇让他参加了那次海战，并创作出长诗《西沙之战》，以特殊篇幅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因这次海战具有特殊政治意义，故其作用远非文学价值所能比拟，说空前并不过分，说绝后也许主观一点，但可以说这已成为诗人心灵的一次绝唱!不论诗人本人，抑或别的作家，想再获得如此机遇，如果不是童话，怕就该是梦境了。
　　 一个作家，在有限的一生中，可以是烈烈轰轰戏一出，也可以是寥寥寂寂月一钩。这几位作家曾经被时代推到潮头，机遇成全了他们的名气，至于天赋才华和勤奋努力，当然也是成功的资本。英雄造时势?时势造英雄?用辨证唯物论的观点看问题，答案应该是后者。因为，只有当历史赐予难逢机遇，作家的才华才能表现得异常精彩。
　　 看待历史，需要客观，平静，包容。对人对事尽量抹掉感情 x彩，不褒不贬，不涵盖所有，不顾及细节，我以为，才是准则，也才是读者之所冀。
　　 这些作家，眼下都已经到了过七奔八的年龄，他们正安安逸逸地在干休所欢度着暮年岁月，我了解他们，此刻，他们绝不会文思枯竭，江郎才尽，他们还可以写出许多作品来，只是因为前进了时代，变幻了人间，递增了岁月……他们都有自知之明，知老服老，可以做到心无旁骛，笔耕不辍，以文会友，以友会文，相逢点头微笑，对身体疾病也能各自珍重，回首往事更是好汉不言当年勇，努力让自己的名字、作品、荣耀……一律交给历史储藏，任由读者去随意品评。
　　 我曾经写过一首题为《火柴梗》的诗，现摘录如次，作为结尾：“都曾经……/是一蕊顽强拱土的芽/满身披挂绿叶/向泥土尽情伸张根须／梦过充梁作栋/争夺阳光雨露／碰撞枝叶扭缠根茎/于是在年轮上刻下恩怨印纹/如今都变成瘦小一根/上下切齐/装进同一个盒里/热血已凝为小小黑丸了/在点完一只烟/燃起一片火之后/便走完生命途程/那瞬间的闪耀/若非归宿就是顿悟”。
　　
摘自《潮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