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大钦是科举时代岭南近十位文科状元之一，潮汕地区唯一一位文科状元，所以向来特别受到潮人的推崇。但人们所津津乐道的，多是其敏思捷才，善于应对。即使在文化人的圈子里，也因其改良主义的政治抱负未得施展，学术上又趋于阳明心学，似有悖程朱“正统”，故也多只谈称其诗文，不重视其政治、学术主张。这方面近年来在学术界已颇受重视，并见有专文阐析。但惜或语焉不详，或评议不当，或还尚有某些记述上的失误，故撰此文就正于史学界。
　　
　　春闱竞秀及其政治主张
　　
　　林大钦出生在海阳县东莆都(今潮安金石)仙都村。因自号东莆，世称东莆先生，字敬夫。他中状元后按例授翰林院修撰，从六品官。在新科进士中，只有状元才能获此殊荣。翰林院一般设掌院学士，侍读学士、侍讲学士，侍读、侍讲，修撰、编修、检讨和庶吉士等，统称翰林。唐宋元年间均为内廷供奉之处，至明代才正式成为外朝官署，主要事务是起草制诰、修史、著作、图书等。其中尤以修史为重，故人们多称翰林院各职官为太史。为此，林大钦也被称为东莆太史。
　　林大钦生于正德六年，故一般文史著述多想当然地注为1511年。误了，应为1512年。因为林大钦是在农历十二月初六日诞生的，查中西历互照表，时已跨越1512年元旦，为1月5日。卒于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农历八月十二日。据方志所载，林大钦从小家境清寒，但十分勤勉好学，“聪颖异俦”。曾随乃父林毅斋到潮州城，在书肆中看到苏洵的《嘉祜集》。年仅十余岁的林大钦即爱不释手，“停玩移时”，要求父亲购回家中，日夜研读。接着又熟读了苏轼、苏辙的文章，深得三苏笔法，以至“操笔为文，屈注奔腾，神气宛肖”。“会中道失怙，家益贫。独与其母居，常自佣书给之”。就是说，于16周岁时，父亲去世，家境更为贫寒，独自与母亲一起生活，常给人家抄书以为生计。幸族伯林廷相、林廷泰，以家藏书籍，让他研习，使他得以“博通子史百家言”。

登第之前，林大钦为谋生计在塾馆任过教职。这与其辞官之后到宗山讲学，旨趣完全一致。林大春所说“常自佣书给之”，当不只抄抄写写。明代林熙春更说“甫十八(应为虚龄)而丧父，多方为附身之需”，当含抄书、教书等项。林大钦登第前即已娶了孙氏。仙都《林氏家谱》上就明载着林大钦妻妾三人，正为“敕封安人和婉孙氏”。林熙春则明确地说他在父死之后，“偕伉俪以事母，竭力备养志之奉，若忘其家之最贫”。
　　嘉靖十年(1531年)，刚满19岁的林大钦，在府试中初露锋芒。他“就试有司，督学王公(按：广东提学副使王世芳)得其文，奇之，以荐于巡按御史(按：即吴麟)，相与叹曰：‘是必大魁天下者。’”同年秋，林大钦抵省城参加乡试，果然一举成名，得中第六名举人。
　　这期间，林大钦在那大量的应试文章中，已充分显示了他忧国忧民，鉴古知今的治国兴邦的政治情怀。如《李纲十事》就很有“医国”的独到见解。他认为李纲“忠义勇略，允孚时望”，“其规划措置，真足以收拾夷虞”，其“十事之议，皆当时国事所特急”。我们知道，李纲是两宋之交主战派名臣。高宗即位，李纲拜相，力图恢复，联合河东、河西各路义军抗金，并上疏议十事：国是、巡幸、赦令、僭逆、伪命、战、守、本政、责成、修德。林大钦认为，这十议都是救国抗金良策，直截了当地指出：“使此策能行于建炎之前，则固不至建炎之祸；使此策能行于建炎之后，则亦不至有南渡之耻。”为此，他确切地断定：“宋未尝无可为之势，亦未尝无可为之臣，第无能为之君!”这就是说医国需要有“豪杰”，更要有“明君”。真是一针见血，确如薛侃所说：“考据详核，词旨凛烈，读之觉奕奕有生气。”
　　嘉靖十一年春，林大钦上京赴考。他首先参加礼部主持的会试，考获第12名贡士，取得了参加殿试的资格。殿试那天，“天子临轩赐对。一时待问之士，集于大廷者凡三百余人”。“先生年二十二对大廷，咄嗟数千言，风飙电烁，尽治安之猷，极文章之态”。终为嘉靖帝所器重，御擢第一。这里所说22，当为虚龄。以《林氏家谱》所载出生年月推算，实际上只有20周岁又3个月。以如此年轻的岁数夺取了三年一科的举世瞩目的状元桂冠，在中国科举历史上实属罕见，所以400多年来备受称道。

林大钦中状元，还有个重要的小插曲。郭子章《潮中杂纪•郡邑志补》，有这么一段记载：
　　田汝成记云：
　　林大钦，字敬夫，自号东莆子。海阳县人，年二十二及第。先是，礼部尚书夏言知贡举，上言：“单子经义策论，各有程式。迩来文体诡异，旧格屡更。请令今岁举子，凡刻意骋词，浮诞割裂，以坏文体者，摈不取。”上从之。会试既毕，夏公复召予语曰：“进士答策，亦有成式。可谕诸生，毋立异也。”予曰：“唯。”因诸单子领卷，传示如前。诸单子皆曰：“唯。”
　　既廷试，诸达官分卷阅之。时内阁取定二卷，都御史汪公鋐得一卷，大诧，曰：“怪哉，安有答策无冒语者。”大学士张公孚敬取阅一过，曰：“是虽破格，然文字明快，可备御览。”遂附前二卷封进。上览之，擢无策冒者第一。启之，乃林大钦也。
　　夏公大骇，谓予何不传谕前语。予无以自解，乃就大钦询之。对曰：“某实不闻此言，闻之，安敢违也。”予乃检散卷簿，则大钦是日不至，次日乃领之。
　　因叹荣进有数，非人所能沮也。
　　已而，授翰林院修撰。以疾告归，未久卒。
　　田汝成是明代文学家，字叔禾，钱塘(今杭州)人，嘉靖年间进士，官至广西布政司右参议。著有《炎徼纪闻》、《西湖游览志》等。上述所记为其亲身经历之事，郭子章的(潮中杂纪》是万历十三年原刻影印本，距田汝成所记述年代甚近，可信性是较高的。这里，至少可以看出这么几个问题：其一，主考官夏言按“成式”要求贡士“毋立异”，并按此精神选定二卷，一如薛侃所说“阁臣定孔生、高生二卷”，林大春所谓“得孔生而下十二策以进”，实误。总之，林大钦卷原在内阁中是选不上的。其二，发现并推荐林大钦这篇“逾格”文章的是汪铱和张孚敬。其三，林大钦中状元，确是皇帝亲自阅卷之后，从备取卷中“擢”上来的，所以顺德人冯奉初说：“东莆林公英年入对，振笔疾书，阅者骇怪，而知己乃在九重。”将嘉靖说成大钦知己，虽不甚确切，但也道出了这种“格外赏识”的难度。
　　嘉靖皇帝何以如此赏识林大钦之策呢?应该说，这与其喜爱苏文有一定关系。据说，当年殿试之先，嘉靖已派内侍探明：“诸贡生之能苏文者，仅敬夫一人。”于是，状元谁属，似已未试先定。这个传说，未必是真，但林大钦以苏文取胜，却是事实。如前所述，他从小熟读三苏文章，深得苏氏笔法，根底深厚，文字明快。检视其文集序、跋，明晋江丁自申说：“以合于苏长公制科之策，不辨其孰为长公者。”就是说，如将林大钦之《廷试策》合于苏文之中，则难辨那一篇不是苏文了。明携李郭子直说：林大钦文“不袭绮丽，不事琱画”，“气鬯词雄，翩翩乎苏长公风骨”。明洪梦栋说：“东莆之于子瞻(苏轼字)，则形神俱肖矣”，“壬辰对策大廷，顷刻五千余言，排荡屈注，渟溢蕴崇，直与子瞻《万言书》争千秋之价”。清初陈衍虞也说林大钦“诸策已高踞千仞峰头，令人攀跻俱绝，所谓屈注天潢，倒连沧海者，于寸玑尺幅见之，杂置苏集，谁判淝淄”?所有这些，都非溢美之词。可见林大钦确是诸生中得苏文笔韵之佼佼者。这正是嘉靖赏识林大钦的原因。

必须指出，林大钦所处时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开始萌芽，封建社会已经步人晚期，各种社会矛盾也已暴露无遗。嘉靖初期，面对严重的社会积弊，明世宗还是想有所作为的。他曾锐意求治，惩办了正德年间为恶不仁的宦官，清理田庄，注重救灾，减轻赋税，广开言路，的确是“御极之初，力除一切弊政，天下翕然称治”。但是，嘉靖后期，世宗越来越昏愦。他沉迷方术，喜爱祥瑞，以至极少上朝。土地兼并、赋税徭役繁重，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官场倾轧无时或息。边患严重，北有蒙古各部的侵扰，南有沿海各地的倭害。林大钦应试之时，正是嘉靖由治到乱的阶段，各种社会弊端已全面显现。而林大钦来自社会最底层，不能不说对这些社会现象早已了解得十分真切。他怀抱兼济天下之大志，本着刚强鲠直的明代士风，借着对策大廷的难得时机，直抒胸臆地提出了自己的整治时弊的政治见解。这就是林大钦策对的本质所在。说林大钦散场不至，不知传谕，这只能说是推托之词。
　　在这篇洋洋4500余言的《廷试策》中，林大钦对嘉靖发问中所略举的“耕者无几而食者众，蚕者甚稀而衣者多，又加以水旱虫蝗之为灾，游惰冗杂之为害，边有烟尘，内有盗贼”等严峻的社会现象，明确地指出，“天下之所以长坐于困乏”，原因就在于游惰、冗杂之弊。他认为，“游惰之弊有二”，“一曰游民，二曰异端。游民众则力本者少，异端盛则务农者稀”；“冗杂之弊有三”，“一曰冗员，二曰冗兵，三曰冗费”。接着他深刻地分析了游民之产生，“盖起于不均之横征，病于豪强之兼并”。所以必须“颁限田之法，严兼并之禁”，安揖游民，勒令归农。而针对三冗，特别是冗费，他更一针见血地指出：“后宫之燕赐不可不节也，异端之奉不可太过也，土木之役不可不裁也。”因为，“京师之一金，田野之百金也；内府之百金，民家之万金也。以百万民家之资，费之于一燕餐，一赐予，一供玩者何限?”然后，他总结出八项除弊措施：均田、择吏、去冗、省费、辟土、薄征、通利、禁奢。只有这样，才能“田均而业厚，吏良而俗阜，冗去而蠹除，费省而用裕，土辟而地广，征薄而惠宽，利通而财流，奢禁而富益”。同时他还直言不讳地儆告皇帝：“毋以深居无事而好逸游，毋以海宇清平而事远夷，毋以物力丰实而兴土木，毋以聪明英。断而尚刑名，毋以财赋富盛而事奢侈，毋羡邪说而惑神仙。澄心正极，省虑虚涵。”
　　当然，林大钦的《廷试策》，完全是植根于维护封建统治的改良主义思想，但他不作“迂阔空虚无用之文”，而为“衷情所激”，实实在在地阐发了“剀切时病”之论，特别是对“豪强之兼并”，皇室官府之“横征极取”，不惜大加鞑伐，甚至毫无忌惮地指谪嘉靖皇帝“惠民之言不绝大口，而利民之实至今犹未见者”。这些，却是不无积极意义的。而文中不少切中时弊的分析和除弊措施，就是在今天，也还很有借鉴意义。所以，可以这么说，林大钦的《廷试策》既是在形式上以其明快奔放的文笔博得嘉靖皇帝的垂顾，更是在内容上以其切中时病的政治见解和精辟论述打动了当时尚未完全昏庸的嘉靖皇帝之心。

急流勇退及其学术思想
　　
　　中状元后，林大钦在翰林院当了三年修撰，即以“母病”为由，疏请归养，回到家乡的华岩山宗山书院讲学去了。(按：薛侃于嘉靖十一年已在华岩建宗山书院，并筑怀惠祠以祀王阳明)。
　　究竟林大钦在翰林院当了多久的修撰呢?万历年间，林熙春说是“满一岁而李疏乞归”。所以近人据此考定只当了一年修撰。但是，薛中离却说其“官词垣三年，即疏请终养，奉母南旋”。薛中离是林大钦的好朋友，比林大钦大了25岁，可说是忘年交，其所作《传》应是可以为据的，结合翰林院三年散馆的惯列，当了三年修撰确较为可信。当然，薛侃所说三年，也是个约数。如精确点说应是二年多。因为从其书信集中可知，他是秋凉时节回潮的。
　　回潮后，朝廷多次召唤，林大钦却“屡趣不起”，“屡促不就”，始终“视富贵如浮云，温饱非平生之志；以名教为乐地，庭闱实精魄之依”。为什么?其原因就在于“母病”。林大钦事亲至孝，中状元前是如此，中状元后也复如此。他任职于翰林院，“不数月而潘舆迎养。”但林母抵京后，一病不起。第二年，翁万达出京任广西梧州知府，常与林大钦书札往还。林大钦曾在信中对翁万达的离京深表思念，说是“京居洒脱，更无烦虑，惟吾子去，时系人思”。同时，更对其母卧病表示忧虑：“老母卧病，侵寻已七八月，此情如何能言。今只待秋乞归山中，侍奉慈颜，以毕吾志尔。”在《与卢文溪编修》的信中也说：“老母病较弱，终岁药石，北地风高，不可复出矣，只得乞恩侍养。。”非常清楚，林大钦“乞归”的直接原因就在于老母京居生病，他又孝心殊笃。
　　然而，促使林大钦辞官归里的，还有其更为根本的原因。如所周知，在科举时代，考官就是得中举子的老师，称有司，也称座主。考生则是门生，入仕之后，一般都必唯座主之言是听。都御史汪铉阅处林大钦考卷，并同张孚敬荐之于嘉靖，理所当然地就成为林大钦的座主，对林大钦的仕途必将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张、汪两人敢于不顾夏言的“传谕”，推荐“逾格”的文章，确也难得。而历史现象竟是那么错综复杂。偏偏发现千里马的“伯乐”，却都是群僚侧目的权奸。这对刚刚涉足宦海的林大钦，不能不说是个十分棘手的问题。

张孚敬，原名璁，孚敬是嘉靖所赐。他在大学士位上，参与了朝廷重要政务，曾清理过勋戚勋田，做了一些好事。但为人刚愎狠毒。在拜学士之后，因“诸翰林耻之，不与并列”而深为愤恨，后伺机将诸翰林或调任，或罢职，使“翰苑为空”。后又排挤走首辅杨一清，并曾利用薛侃上疏事企图陷害夏言而一度被削职。汪鋐为人奸诈，“肆奸植党，擅主威福，巧庇龙等，上格明诏，下负公论，且纵二子为奸利”。林大钦一入仕途就面对着这么两个座主，这就难怪他要视官场为畏途了。合污固非所愿，为求洁身自好就不得不一走了之。正如清代的郑昌时所说：“先生正色立朝，与附势者不相入。后有贵人屡书招先生去，先生辞谢，知权贵之难熄也。”林大钦自己在诗文中时有“朱门矜是非”，“世事乱如麻”，“山高不可登，河深岂可厉”，“帝乡不可愿”，“荣名安所须”，“勋名何足营”?“游子颇念吾乡，不为一官羁缚”，“人生不须做官，只能孝亲、弟长、亲贤、爱人”。而—朝获准回潮，就认为是“从兹脱樊笼，卒吾所好”。
　　林大钦生活的时代，正是王阳明心学开始盛行，并进而发展到足以与程朱理学分庭抗礼的时期，潮州各地不少名人显宦，诸如薛侃一家，杨骥兄弟，陈明德，陈思谦，以至功名显赫的翁万达等，都是阳明心学的崇拜者。这使王阳明也不禁为之感奋，说是“海内同志之盛，莫有先于潮者”。林大钦与这群学人，多是至交，常与切磋心学心得，深受阳明学说影响，虽未登王门，接受阳明先生的耳提面授，却已深得良知之旨，故不能不说是王阳明的私淑弟子。实际上，他上京赴考，已曾参加过王门学者40多人的聚会。后回潮讲学，讲的就是阳明心学。《华岩讲旨》就是他的讲稿，也是他心学研究的代表作。
　　在《华岩讲旨》一文中，林大钦论说的中心内容全在论心学道，这是心学的内核，是研习心学者首必弄清的问题。因此，他一落笔，就明确指出：“诸贤进学，先须理会此心。”林大钦认为，“此心广大虚空，原无取舍爱恶”，“此心神秘无二，本自条理”。这显然与此前区别气性善恶，区别“本体无欲是非之心”与“世情之心”的主张(这种主张一如朱熹的区别“道心”与“人心”)，已有原则上的区别。尽管文中还有“妄心”与“正心”的区别，但他将这个区别限定在“妄心即正心”的前提下，其区别也只是从体用动静上来说，正所谓心体原本“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心动则妄，不动何妄之有”?也就是说，妄心复于不动，也就无善恶，就是“正心”了。因此“心本无欲，以妄为欲；心本无妄，见欲则妄”，“见可欲而不乱，则性定矣”。最后，“天下殊途同归，百虑一致”，“是以君子扩然大公，物来顺应”。

所有这些，的确一本王阳明学说，正如黄挺先生所一再指出：林大钦的“《讲旨》论述是以阳明学说为依归的”；“《华岩讲旨》论心说道的言论，几乎都祖述阳明”，“连用语都从王阳明那里搬来”。在王阳明看来，人人都有良知，因而“致良知”的修持方法自然也应该是简易的。林大钦在《华岩讲旨》中在强调读书穷理的重要作用时，也强调了这一良知说：“诸贤须知吾道原从自心，实存自得”；“圣贤百言，异世同符”；“尧、舜、孔、颜之道，原是愚夫愚妇天然之心”。本着这个精神，他在给友人的信中一再强调修持简易说：“夫道之至迩至易，不得外求”，“良知故易，良能故简，易简天下之理得也”。“易简之性，本不落于想象”。对因主易简而出现的“不须读书”的误解，他在《讲旨》中给予反驳：“若谓读书为心累，则必不读书，便有必不读书心累”，“无心累者，安得书累”。
　　应该说，林大钦的论述，对阳明学说还是有所发挥的。特别是《讲旨》中说：“千古圣贤说学，真实平心，原从吾人各足之心。如尧曰‘执中’，文曰‘缉熙’，孔曰‘一贯’，颜曰‘博约’，曾曰‘至善’，思曰‘明诚’，孟曰‘性善’，周曰‘无欲’，程曰‘性定’。”接着他分析说，这些学说，谁都听到了，谁也都能讲了，但如果“不察其义”，“不会于心”，就如同“暝目而辨五色，闭耳而审五音”，那么，即使是“师旷耳提，离娄面命”，也不能得到了。为此他强调说：“诸贤须知圣贤千言万旨，皆是形容吾心妙义，乃知至道真从心得，非由拟议。”然后他从什么叫“执中”，什么叫“缉熙”，什么叫“—贯”．．．．．逐—进行阐发。这分明在构建他自己的心学道统，确有其独特见解，非唯阳明之马首是瞻。联系到他对薛侃《惠生八问录》的评断：“近蒙寄《惠生八问》，虽辨问周明，莫非实事，然觉毁誉之心未忘，而精察之功少慢，若顾形迹声色之末，非我廓然无情之体，势将治己约，而望人周矣。”其不完全囿于王学的倾向就更明显了。这一裁断是很不客气的，其精神与《华岩讲旨》有关“妄欲之心”的分析可谓一脉相承。
　　此后，由于与罗洪先(字达夫，号念庵，嘉靖八年状元，授修撰)，王畿(字汝中，号龙溪)，林春(字子仁，号东城)等信札往还密切而深受龙溪、泰州学派的影响，他的学术思想越来越突破了阳明学说的藩篱。他不但在给友人的书信中经常阐述他的新观点，而且似还有新的学术手稿问世，所谓“年因无事，遇兴辄书，遂尔满轴”；“欲献疑于兄(指王畿)，以求反启于我”。同时，还修改了他的《华岩讲旨》。因“近有友人刻传，偶取一帙读之”，“觉旧日字义有未融处，故而略加删定”。综观林大钦的信札，他后期的学术思想主要有三个方面的新的主张：

一、以“现成良知”论，否定了王阳明的“良知”说。林大钦在《与王汝中兄》信中说：“善恶同于幻化，思虑等于冥蒙，清净均于大道，灭绝齐于生发，故混于物而不垢，离于物而不净。”他认为“人心之真，万古不磨，原自廓然，非由圣传而有”；“不传而自明，不求而自至”。这就是说，“道”妙在“无为”，一切都不必去做，求其自然就是了。
　　二、以“无思无虑”否定“读书明理”“致良知”的修持方法。林大钦主张本体即工夫。他认为，由于“道以无为为妙”，“非人力为之”，所以心学之道只在于让心纵横自在，无思无虑，即灭即生。在他看来，什么“致良知”，什么“读书明理”，都是不可为的，也是多余的，而且可以说是书读多了反而把人弄糊涂了。他在组诗《感兴》中，对这一思想更是抒发得淋漓尽致，诸如“所困在群书”，“开颜抑遗帙，茫然失所宜”，“神德本自然，岂为知识迷”，“斯理苟能明，何必读多书”等等否定“读书明理”的诗句，触目可见。
　　三、以“托志泉石，安命乐天”否定“立德、立功、立言”的道德观念。立德立功立言是中国封建时代土大夫公认的价值准则，被称为“三不朽”。林大钦撰写了《驳<左史书>》一文，对这“三不朽”给予无情鞭笞。他严肃指出，以此“三立”为不朽，让人们去“奔走功名，跷足富贵”，那是“诡异流遁，饰行动众”，使人丧失本性。为此，他极力主张“托志泉石，安命乐天。纵心容冶，逍遥自然”。与此同时，他一反“无欲”主张，提出了“今之所称无欲者，寡欲而已矣”的新的道德价值取向。当然，这种“寡欲”主张与否定“三不朽”似一致，又不一致。否定“三不朽”不是“无欲”了么?大概“托志泉石”也是一种欲罢。
　　林大钦学术思想上的变化，有他个人的社会经历的特殊原因。嘉靖赞赏他的文章，但嘉靖远非明君。他的政治主张得不到实施，朝政日非以至根本就不可收拾，“从此功名之心益消，任放之情转笃”阳。从积极人世到消极出世，从致良知到道妙无为，从读书明理到何必读书，这都是林大钦的必然归宿。而阳明心学的发展规律似也可从中悟到其必然性。

归隐林泉及其品操诗风
　　
　　林大钦因年轻夺魁而为世所瞩目，也因年轻早逝而令人扼腕。但他究竟活了多少个春秋，却又向来众说纷纭。较为一致的是说他“死年三十六”。王世贞的《艺苑卮言》，李勋的《说映》，以及《潮州志•丛谈志》都取此说。但从《林氏家谱》却可以推知，林大钦实则只活了33年又8个月，只能说是“死年三十四”。三十六之说应是按俗例以虚龄三十五加“积闰”计出的，并无矛盾。考林大钦生前自己结集的《咏怀诗集》，始自登第以前，终于嘉靖二十三年。视此，《林氏家谱》这个手抄本载其卒于嘉靖二十四年八月也应是较为可信。
　　对于林大钦的早逝，向来诋毁之言颇多。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说潮人林大钦“披猖蹈淫以死”；李雨林在《罗江县志》中也说林大钦中状元后，“寻以酒色亡”。这都是毁誉之词。林大春《东莆太史传》说林大钦“寄意于诗酒台榭声技之间”，“客至，或莫见其面”，责之为“简抗”，“隐居自废”，“交游却步”，也是不加分析的失实之论。论者或据此考断林大钦后期“不再讲学，不再关心时政啕，也不是负责任的说法。
　　事实是，一来他事亲至孝。如同林熙春所说“母安则视无形，听无声，纵寒暑不辞劳瘁；母病则仰呼天，俯呼地，即鬼神亦尔悲哀”；“母死则骨立支床，吊人殒泪；母葬而跪行却盖，观者蹙眉”。他为母病而乞假奉母南归，“爰出都门，沿途就医，多方调理””。第二年，又为“老母病较弱，终岁药石”，而特向李序庵阁老去函，“乞恩侍养”，并为此要求“降出(外放任职)”。回潮之后，虽有摆脱樊笼，啸傲山林之乐，但一开始没有安居之处，曾“迁借无常”，“后念老母垂暮之年”，为养母故营造府第。又因感“土木之华，豪杰所耻”，加以“力之不逮”，所以迟迟不得进展。老母一死即认为已完工的一部分“已为废物”。因此深感无能力也无必要将宅第建成了。这就是当年状元府只落得“府存墙而无堂屋，门存框槛而无扉”的原因。林大钦的确是一切都围着老母转的。老母于庚子年(1540年)死，他就万念俱灰了。真如在《复翁东涯》函中所说：“自失承欢，忧病漂泊。杜鹃之愁，日夜转深。望云兴悲，对鸟泪下。居则若有所亡，出则侗然不知所往。”杜鹃啼血!薛侃和林大春为他所作传，都提到他在葬母归程中“道病”，怕就是悲痛过度而咯血于途中

二来他于师友可谓情真意挚。也如林熙春所说：“同心如谢如黄，或约婚姻，或推衣食，无为贵贱改节；刎颈若洪若许，或为修墓，或为扶榇，岂以存亡易心。”这方面，薛侃在为其撰传时，也早已记载得十分明白：“昔与洪震父、许郁园及谢生、黄生交。震父早逝；假旋，郁园亦亡，太史亲为扶榇，俱为经纪其家。即谢生、黄生亦时相扶进，庶乎始终者。”此后，林大春在撰传时，不知从哪里得出“谢生、黄生之徒，辄稍稍引去。客至，或莫见其面”，“以致交游却步”，“隐居自废”这么一个子虚乌有的结论。林大钦曾在《与孙西村》函中早就表明了“不于富贵贫贱上起分限”的心迹，又曾在《与王汝中论东廓》函中极力阐倡：“交浅言深，君子所戒。”对朋友是如此，对老师就更是如此。澄海隆都陇美村的黄石庵先生曾执教于仙都村。他见林大钦天资聪颖，非常器重。后来曾把林大钦带回陇美村就读。林大钦中状元后，特将黄石庵接到京城。黄还被皇帝钦赐进士出身。为进一步报答师恩，林大钦还请旨在陇美村建造“状元先生第”，至今这座宅第还基本完好。大门石匾上勒“黄氏家第”，并有“门人林大钦题”的落款。门联为“状元先生第，进士世范家”，均为林大钦手笔。状元先生第与远未完工的状元府形成鲜明对照。饮水思源，一至于此，实属难能可贵。
　　师友之外，他还做到“亲者亲，而疏者亦赖以举火”。关于族人赖以举火(即生火做饭)事，明万历年间郭棐在《粤大记》中说得很清楚：林大钦返潮后“筑室东莆山中，以聚族人。族里待之举火者数百指”。林大钦在《复王汝中》函中也说他回潮后见“族人无居”，即“强力先为营度”。可见其敦厚品性。即使在“顷得奇疚(奇怪的疾病)”之后，仍十分关切当地民生。他不止一次地给潮州知府龚浞(龚少东)去信，不厌其烦地要龚知府顺时令，重民事，申孝弟，崇节义，省器用，恤孤寡，治沟渠，修传舍，清径路……。据薛侃撰传所载，林大钦还曾亲自倡筑东莆一带堤围，使“东凤诸村赖之”。
　　三来他怡情山水，优游典籍。林大钦回潮后尽管山居蔽塞，还时与诸友朋寓书问学，切磋心得。他留传下大量的书札，仅收进《林大钦集》的就有55则，何来“交游却步”?他既于华岩筑室讲学，又勤于著述，仅《林大钦集》中的杂著就有7篇，另还有若干篇已失传。诗歌创作成果甚丰。他生前自己编定的《咏怀诗集》，断至去世的前一年，各体诗共356首。“隐居”是隐居了，又何来“自废”?何来“酒色”?何来“披猖蹈淫”?如果说，他的诗歌中有谓“壶觞时独进”就是“酒色”，那么，李杜皆可称为“酒色之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