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嘉靖、隆庆年间，潮州出了一位“名甚重而官不甚显”的先贤。他的姓名叫林大春。
　　林大春，潮阳县人，字邦阳，号石洲，少嗜史汉，工古文辞；曾因读《后汉书》，仰慕东汉处士井丹的清高气节，又刚好井丹字大春，故林大春又以井丹为字，世称“井丹先生”。据林大春《自叙述》载，其祖先为商纣王的叔父比干，因封于“长林”而以林为姓。比干后代自河南迁江南，散居闽粤，在潮阳砂浦定居的渔川公林仁便是大春之始祖。乃父奉政公林杉。母陈氏，一生以“潜德懿行”闻知于乡。她常用“人生必勤苦方可成人”教育子女，对大春影响颇深。
　　据林大春之子林克鸣撰林大春《行状》所载，林大春生于嘉靖二年(1523年)十一月三日。出世“甫三日，忽不乳，母置门屏间”，以为已无生机。第二天，其祖母近前察看，见还有气息，连忙呼唤其母“以叶卷乳哺之，遂得复甦”。至三四岁，尚不能言语，身体十分羸弱。但天份颇高，稍为成长，“开口成文，咄咄出惊人语”。17岁时，补博士弟子员，屡次考试，都获“高等”。
　　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林大春在府试中获“异等”，被“召置五经馆下，尽友岭南知名士”。至省试时，“每试冠多士，多士也自以为弗及”，卒“领乡贡”。但越年春上京赴考不第；三年后再次上京赴考，又不第，不禁心灰意冷，与挚友陈宗鲁潜修于城北的鸣莺亭，探究起性命之旨来。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林大春第三次北上赴考。廷试时，分读卷官都谏张侃“得其文奇之”，推荐给严嵩。严嵩也深为赞赏，但认为文体似汉，不敢荐于皇上。林大春虽因此仅获三甲进士，但却“由是知名朝署，所交游尽海内豪贤”。据载，林大春与张时、钱有威并称“守部三杰士”。张时“慷慨好谈边事，自负不在淮阴(韩信)下”；钱有威“经术明习，于人无择，生徒满京师”；而林大春则“介然孤立，非其义不苟容”。为此同僚分别以“任”、“和”、“清”评价三杰，的确十分中肯。
　　时奸相严嵩“执文柄，凡后进有文名者皆招致门下”。为此曾令其子和门客前往游说林大春为严嵩司奏记。林大春断然“以疾辞”。及后，严嵩又派人暗示林大春，说“吏部选新进士入中书直阁”，已首列林大春之名。林大春“再辞不就”。结果仅授行人司行人，出使陕甘。林大春一下宦海，即表现出不趋炎附势的高贵品质，的确难得。

林大春“使秦”途中，在咸阳晤会布攻使孔天胤，结为忘年之交。不久，与青州诸城人邱橓(时也官行人)一同出使，遍历关塞，过灵武，抵贺兰山，饱览西陲诸形胜，感慨边备之日弛。对“藩王金帛之饣鬼”，大春洁身自好，拒不接受。接着，林大春又出使泉南(今泉州)上清源，赐葬已故侍郎张岳，又拒不收受“故大臣家赠金”。皇命完毕，被封为迪功郎。
　　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按例得选充台谏，任御史或给事中、谏议大夫等职。刚好这年为三年一次的考核各地官吏之岁，称“大计”。在这期间，有言官疏劾潮阳令，莆田人黄休泰。黄怀疑是林大春所为，即向同乡冢宰诋诽林大春。冢宰听信黄休泰的谗言，竟不选取林大春为台谏，仅授林大春为户部主事，使“京师哗然”。就在同日，冢宰因其他事获罪被逮，但林大春任职已定，遂与蒲州何东序、福建戴科、汝南赵贤共署郎事，专为尚书起草奏疏。当时，嘉靖故作“锐意政事”之态，经常半夜派遣中使下御札于各部，并要求立即回报。每遇这种情况，户部尚书方钝“辄秉烛趣骑”，传见林大春。林大春一到“即陈所见以复，无一不当上旨者”。为此，方钝对其十分敬重。
　　但是，林大春思亲心切，京居虽好，却常闷闷不乐，以至“谢病不接宾客”。方钝察知其情，特派大春护送25万帑金以饷辽东军队，让其乘隙归省。
　　第二年，林大春赴京复命，途中因病逗留了些时日。新任尚书怪林大春等使员迟迟未返户部任事，便上书弹劾。奏疏正盖章上封，恰好大春赶到，尚书大骇，遂把大春之名从奏疏上除去。大春极力替同舍郎数人辩解。尚书不听，于是几位同僚均被贬黜，只留林大春执掌部事。因其成绩显著，其父乃被诏封为承德郎。这年，张时到关西募兵，在汾水遇孔天胤。孔天胤思念林大春，赋诗寄赠，诗中有“清风作诵”句，把林大春比为周宣王的大臣尹吉甫，寄匡救时弊的重望。
　　林大春曾随众官员抵西苑直庐谒见严嵩，严嵩一见林大春即感叹地说：“古有名可得而闻，人不可得而见者，公之谓也。”把大春说成是如同古代的只能闻其名而不能见其面的贤士，这就使得同时前往谒见的十余人“相顾愕然”，以为林大春已认严嵩门生，但看大春的拜帖，落款却不称“门下”，唯具“户部主事”的官衔而已。有人为此发问，林大春解释说：汉代董仲舒拜见宰相，谒帖也只写“江都相仲舒”而已。众官员无不叹服。

林大春在任户部主事期间，还曾十分精当地处理过一件涉及宫庭中权力斗争之事。嘉靖曾于十八年册立庄敬太子，同时封裕王和景恭王。不久，太子薨。嘉靖心存顾忌，不想再立太子，故裕、景二王继序一直未予明确。景王居次，心怀叵测。不幸裕王长子 5岁夭折。嘉靖诏户部派忠实官员协同司礼内侍择地安葬。户部选派了林大春。司礼内侍因依附景王，对皇太孙的丧事根本就不放在眼里，竟以蟒袍玉带迎接林大春。林大春则坚持素服相见。在相地过程中，司礼要以老王废冢附葬，林大春认为不敬，坚决反对，“直走红门，召父老问道，得皇孙祖母窦太皇太户陵枝附焉”。众内侍不能阻挠，但十分不满。为此，林大春“揣知内人附景者众，密以告之徐少傅阶”。徐阶即用大春之计，奏准“请景王出封就国，人心始定”。嘉靖四十年(1561年)，景王离家赴封地德安，避免了一场争夺太子的内讧，实是林大春之力。
　　就在这时，林大春升迁员外郎。这年，御史耿定向上疏弹劾吏部尚书。因林大春与耿定向和姜宝、王会、胡直过从较密，吏部尚书怀疑大春等四人为耿定向协从，竟将四人疏请外放任佥事。对此，京华舆论深抱不平，号为“四君子”。于是，林大春于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出任湖广江防佥事，取道江西回乡省亲，路遇流贼扰乱江右，广昌危急，林大春为“调兵却贼，以保有孤城，昌人德焉”。广昌围城一解，林大春即急急南归，但至家时老母已去世三个月。
　　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林大春居家守制未满，正值倭寇大举进犯。倭寇在潮阳城外焚烧民舍，发人冢墓，掳掠一空；又造临冲之车，环城而攻。林大春力倡距守，与县令郭梦得招募踏头兵400多人，入城分布各门，与倭寇对垒，相持50余日，终于击退贼兵。在守城期间，分巡张冕也督兵参加防御，派萧心为将。萧心“心谋不轨，首鼠两端”，被士民击杀。张冕上书按院陈道基，诬告生员萧某、郑某等十余人“妄杀良民”。林大春闻知异常愤激，立即致函按院，备述原委。陈道基深信林大春所言，当堂烧焚张冕原状，使萧、郑诸生员得以洗雪。
　　林大春守制期满，起补河南睢阳陈州道佥事。他“守正执法，不避权贵”，曾将高拱犯法门徒按律处斩。嘉靖四十五年，朝庭“大计”天下，大春按例回朝。不料高拱复相，高拱衔私怨，乘机将大春削职归里。“士民追送数百里”。越年，隆庆帝即位，河南道巡按颜鲸上疏为大春辩枉。不久，高拱再度免相，吏部遂起用大春为广西苍梧道佥事。林大春莅任后，与督抚吴桂芳十分友善，协同吴全力整饬兵备。同时，林大春力倡营房改用瓦房，以减少火灾。自此，苍梧兵备为之一振。时兵部侍郎谭纶与总兵俞大猷督军剿倭于蓟辽，慕名拟聘林大春为幕府参谋。林大春不愿离开苍梧，推荐张时。同年，隆庆帝诏封林大春之父为奉政大夫。

隆庆二年(1568年)，林大春改任浙江提学。隆庆为册立太子，诏令各地选拔诸生入贡太学。林大春以发现人才，奖掖后进为己任，集中两浙生员2000多名，会于武林，挑选了90名赴试，结果“适试首选者六人，余悉高等”，殿阁大臣无不称异，通令各地今后选取贡士当以浙江为模式。吏部尚书杨博嘉许林大春能力，特为其疏请“晋秩宪副，督浙学如故”。与此同时，隆庆又诏修世宗实录。林大春在浙江广泛搜求有关人物，著为列传若干卷呈进。隆庆批下史馆礼官会阅，审议十日，皆无异词，隆庆也很满意。为此，林大春“名藉甚，京、省学官驰书使，质疑难者不绝于道”；“吴中人士渡江问业者日益”。有的则邀大春莅临讲学，为此，林大春足迹遍于两越。
　　越年，杨博被谗罢官，高拱再度起用，并兼掌吏部。在朝浙江籍居要职者，深知高拱对林大春未释前隙，又记恨林大春对他们所请“一无所受”，所以攻击林大春所拟试题有讥刺大臣之语，以激怒高拱。高拱的心腹带头上书弹劾大春拟题“断裂经义”。高拱更诬奏大春“高自标题，树立赤帜”。于是林大春又被免职归里。林大春归时，浙江士子沿途相送，“络绎不绝”。他两袖清风，只带回数箧书籍，门生说他“家居仅立四壁”。居二年，父逝，大春得以亲为送终，不禁宽慰地说：“假使当年新郑(高拱)不复挤予，予安得有今日哉。”
　　隆庆六年(1572年)春，穆宗去世，神宗即位。高拱再度罢相，张居正人掌相印。岭南镇巡诸公先后有十多人疏荐林大春。张居正是个大改革家，但为人刚愎自用，对于名士也不轻易援手。为此，有人以张居正奔父丧之机，寄言只要得到林大春“诔辞一章，卿位可立至”。但大春不为所动。他清醒地看透了官场的黑暗，看透了权贵们互助倾轧的严酷。他认为张居正“负才欠学，动多躁妄，必及于难”。不久，张居正果然“以擅权败”，还被抄了家。
　　林大春家居18年，“杜门著书”，“不事干谒”，“以翰墨自娱”。他的著述颇丰，所著有《瑶草编》，《井丹集》。“门生、故人多求为梓行，先生辞却之”。他的文章弘博雄浑，奇伟跌宕，谈道论政，卓识高瞻，说理抒怀，意超境高。他所写的诗，“各备诸体，有汉魏风”，运典浑成，矫然脱群。他还“善草书，日埽数百幅，略无倦色”，临池“求不暇接”，能“得一幅，如获拱璧”。现存《井丹诗文集》，凡二十卷，初刻于他卒后三年的万历十五年(1591年)。
　　尤为难得的是，林大春应潮阳县令，晋江人黄一龙之请，主修《潮阳县志》。黄一龙对林大春“总其事”是十分信服的。他在为该志所作序言中说林大春是“钜儒宿望，有良史才”，修志的过程能够“搜记传于子史，考遗文于金石，酌是非于舆论。正伪补阙，显微阐幽”，“探索无遗，评品咸当”，得意之情，溢于言表。该志编成之后，确也影响颇大。其体裁“悉依汉书”，“人皆以为有国史之笔”；“海内言志书者，必曰潮阳志”；“四方求文者，接踵而至”，的确不失为一部上乘的地方文献。这不能不说是林大春的一大贡献。
　　
摘自《潮汕先民与先贤》 作者：黄赞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