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方笙

林曼兰编写的前几本《百咏》，几乎都是咏赞我国古代历史上杰出人物的。有次见到她，我建议是否让我国近现代的杰出人物也在她的《百咏》中占有一定位置，她表示认同，于是就有了这一册《中国近现代人物百咏》。

作者热心于咏赞历史人物，我想原因不外两条。一是我国几千年来涌现的英豪确实累若联珠，繁如列星，代表了中华民族的高度智慧和千秋正气，再一个便是继承我国咏史诗的传统，深入某一题材领域，进行当代诗词革新的试验。她已做出了不少成绩，但是道路还是漫长的。

杰出人物或英雄人物，不是上天生的，也不完全取决于他的主观资质及是否努力。他们的出现自然跟主观奋斗有关，更重要的还是客观上存在一定时代、社会条件以及某种机遇。这便是所谓“时势造英雄”。我建议写写近现代人物，是因为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便面临“五千年来未有之变局”，或者用１８９５年严复的话说：“鸣呼，观今日之世变，盖自秦以来，未有若斯之亟也”。社会的急剧变化，尤其是国家遭遇到极大生存危机之际，必然有一批志士仁人出来企图力挽危局。这正是时势呼唤英雄、时势造就英雄的时刻。确实，这些人开出种种拯救沉沦的药方，并且程度不等地付之行动。洋务派、君主立宪派、资产阶级革命派、无政府主义，直至“十月革命一声绝响，为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真是各种旗帜并举。经过无情的实践考验，有的完全失败，有的暂时成功，但不能解决中国的根本问题，直至上世纪新中国成立，才艰难地开始新一轮的社会主义建设伟大实践。在这１００多年当中，我国政治、经济领域、军事领域、思想、文化领域都涌现出大批堪称杰出的人物。没有他们，便没有今天中国的历史。１８３９年龚自珍在《已亥杂诗》中发出雷霆之音说：“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他的愿望或说他的预感，到底是一一应验了。

但是，要写好这些人物又大非容易。古人基本上都有“定评”，而近现代人物有的有了定评，有的则“盖棺”尚未“论定”。中国近现代拯救危亡的过程，同时也是个大浪淘沙的过程。形势变化实在过于剧烈，有些人物昨日为是今日为非；有些人物是中有非、非中有是；有些人物坚持其原本立场，有些则“觉今是而昨非”、“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历史中存在某种诡谲性。汪精卫青年时期勇刺摄政王，“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晚年却沦为人人不齿的汉奸；曾经拥戴袁世凯称帝的杨度，晚年却成了秘密的中国共产党员。当然这是比较极端的例子。评价近现代某些人物难，并不是说毫无办法。这就要求我们以科学的唯物史观为指导，将人物放回到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去考察、去审视，看其是推动历史进步还是阻碍历史进步，还要观大节，看主流，最后给以一个客观的历史评价。自然，这是一项严肃的学术活动。

林曼兰不是历史家而仅仅是个诗人。她写谁不写谁，对所咏对象所怀的感情和所作的评价，都带着作者的主观因素。我们可以从中体会她的爱恶和诗中传送出来的“诗心”，却没有必要要求她写出的一切都如教科书一般的准确。我们看她目光四射，既写无产阶级政治家（mao泽东、周恩来、deng小平等），又写资产阶级革命家（孙中山、廖仲恺、何香凝等）；既写思想文化先驱（胡适、陈独秀、李大钊），又写科学界的奠基人物（詹天佑、马建忠、李四光等）；既写艺术巨擘（赵之谦、吴昌硕、齐白石等），又写学术大师（俞樾、王国维等）；既写文学大家（鲁迅、田汉、冰心等）又写演艺界的拔尖人才（谭鑫培、梅兰芳、周璇等），便可看出她本质上是忠于历史的。对所咏的每一个人物，她都尽可能把握其具体成就性格特征，她写的每一首诗，也都尽可能做到辞意稳惬，避重戒复，这都是难度很大的。读者细心读去，当会有自己的体会。

“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我在草写这篇小序时，适逢四川汶川于５月１２日发生了里氏８级的强度地震。山倾石滚、屋坍房倒、死难者陈尸瓦砾之时，也正是我国上下同心、八方支援，以大爱战胜大难之日。沦海横流，英雄辈出。以蓝天作纸，彩虹当笔，唱唱这些“当代英雄”，曼兰同志有意与否？

摘自《特区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