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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日昌的台湾情结


   

□ 彭妙艳

丁日昌（１８２３—１８７７年），字雨生，又作禹生。生于丰顺县汤坑镇金黄屋围，因其地乾隆三年（１７３８）以前属揭阳县蓝田都十图，故丁日昌后来承认：“余世居蓝田十图，本揭人也。”这跟他自青年时代一直喜欢在揭阳读书与工作，晚年干脆定居揭阳有直接的关系。

丁日昌晚年历任江苏巡抚、福建巡抚等职。从光绪元年（１８７５年）被委任为福建巡抚起，他对辖内的台湾道（即台湾岛）开始关注，为了具体了解台湾的社会状况，他曾抱病自基隆至恒春，沿途细心考察。为了抚平列强占领台湾留下的累累伤痕，他苦心策划、经营着台湾的复兴，大力整饬吏治、安抚少数民族、加强防务以保障社会安定清平，又奏请修建铁路、开发煤矿、开发电讯系统，对地方经济的恢复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光绪二年（１８７６年）六月，作为福建巡抚的丁日昌接到与文煜研究台湾抚番开山事宜的指示，经过认真准备，于农历十一月半抱病坐船出发，同行有揭籍幕僚许希逸、周易、林鹤素、丁少琴等人。他们由基隆、台北、新竹、台南，最后到达凤山、恒春。至光绪三年三月下旬因吐血不止，返回福州。

在台湾及返闽后，丁日昌就其实地考察与思考，撰述了一系列奏疏及书信，对治理台湾提出许多具体的复议与计划，如在光绪二年年底所撰的《台事宜统筹全局疏》，对台湾开发、加强防务等，都有认真的思考。次年正月，李鸿章在写给丁日昌的复信中，对他在奏疏中提出的观点予以充分肯定，同时对其为了台湾的安定与繁荣而“不复言病”，“鞠躬尽瘁，始终以之，耿耿丹诚”的精神表示敬佩。又在另一复信中对丁日昌开发台湾矿务与建设铁路的意见表示支持，并告资金筹集的建议。

针对台湾防务薄弱，“防不胜防”的情况，丁日昌在《日国兵船来华预先筹办片》中，要求朝廷选调潮州镇总兵方耀所部丁勇“三数营”来台驻扎，“以壮声威而资联络”，警惕外国对台湾的觊觎。同时，通过《台湾府属杂饷征收苦累情形疏》请求减免该地区的杂税，以苏民困；通过《请饬部另行改拨京饷摺》请求增拨款响，以减轻提襟见肘的台湾经济负担；通过《致船政吴春帆星使书》要求加速台湾电线架设及轮船进台，以促进经济、交通的发展。

在台湾期间，丁日昌对少数民族的教育也倾注了大量心血，先后创建义学一百余所，光绪三年三月下旬因病返闽时，还特意留下林鹤荪督查南路新设番童义塾开办情况，期间曾选拔“番童”陈实华、沈绍陈等进入府学学习。这对少数民族读书人是个极大的鼓励：“该番民等无不动色相告，咸喜载名有路。”

丁日昌关于开发、建设台湾的一系列建议，在其离开台湾返回大陆不久，先后得到朝廷的认可与实施。据《清通鉴》所载，光绪三年四月与六月，朝廷先后做出饬令道员叶文澜悉心讲求，（对台湾基隆等处煤矿）广为开采，以裕利源。架设台湾电线以通文报，以及命台湾派员订购铁甲船，并先设立马车路，俟矿务大兴后，即建铁路的决定。由此可以说，台湾向“现代”转化，丁日昌曾经发挥了推动作用。

难能可贵的是，光绪三年（１８７７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回到揭阳养病的丁日昌还依然记挂台湾经济及防务建设问题，在当日所作的《上李合肥相国书》中，充分流露了他的这份关注。

来源：汕头特区晚报  作者：彭妙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