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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10-28 22:33

       虫草价格一路飙升，去年四五万元一斤，如今已经达到10万元一斤，顶级价已经超过了20万元一斤。因为干旱，因为生态控制，也有人“像炒股票一样”在炒作。

挖虫草的牧民


　　每年5月、6月是挖虫草的季节，中国科学院生态所的李泉在西藏的科研站调研时，虫草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我5月底到达孜，第二天就有人来打听有没有人要虫草。两个人穿着藏袍，骑着摩托车，抱着一个大罐子。其实这是从当地牧民手中收购上来，就近找买家。他们开出的价是17.5元一根，科研站的人纷纷围拢过来，足足一上午，两人一共卖出3万多元。几天后，卖虫草的人蜂拥而至，价格却涨到了20元一根，再过几天到了25元。”


　　6月份，科研站赴那曲，在那里，他们看到了挖虫草的牧民。“所谓树线，是指到一定海拔高度树就无法生长，只有高山灌丛和草甸，西藏的树线就在海拔4000米左右。”李泉说，那曲海拔在树线之上，这个地区和青海三江源的玉树、果洛出产的虫草质量是最好的。当地进出草场层层设卡，那曲号称“中国最美的草原”。李泉形容挖虫草的牧民，“趴在草甸上，就像磕长头一样，躯干和四肢都紧贴着地面，双手仔细拨弄着每一寸草丛”。一旦找到草间黑色的虫草芽，就用随身的小铲子挖下去，整块托起来，生怕弄断。虫草总长才一寸左右，露在上面的不过2厘米，“很多人挖一天都一无所获”。


　　挖虫草不是这些年才兴起的，青海的鲍成章夫妇在北京开了一家虫草直销店，他们与虫草的接触要追溯到20多年前。“小时候家里房前屋后都有，就是小一点，父母还拿出来告诉我，这是虫草，具体有什么用，当时也不知道，我的哥哥们就扎成小捆，当玩具。”鲍成章的妻子说，“那是70年代，虫草25块钱一斤，我们这些牧民也不知道这能卖钱。”“后来我们还开玩笑，早知道当初存一点，现在就发财了。”

到了80年代初，虫草价值有了第一次突破。“1982年的价格是每斤1300元，这在当时可是不小的数字啊。”鲍成章回忆，“那时候，青海发现了金矿，一批人涌进来，有些人为了淘金，有些人就是为了挖虫草。”“淘金死了好多人啊，那时挖虫草跟现在可不一样，有很多，有时候一人一年就能挖两斤。”他遗憾自己当年太年轻，没赶上虫草生意的第一个春天。


　　韩达吾德赶上了这个春天，80年代初，他本来和自己的两个表兄弟在青海循化县开了一个辣酱厂，最初销售主要在省内，后来他想扩大生意，在西宁见到了第一批进青海挖虫草的商人，“我们马上转行开始挖虫草了”。


　　韩达吾德兄弟三人利用自己原来经营辣酱厂的关系，很快和玉树、果洛的当地人建立了联系，那已经是80年代中期，虫草价格已经达到2000元一斤，更麻烦的是“当地政府的限制”。


　　“当时的关卡比现在多得多，到一个县、一个乡，甚至一个村都有，而且私人是不允许经营虫草生意的，所以我们这些外县来的人都要被盘问，一旦查出有虫草，轻则被拿走一半作罚款，重则全部没收。花上万块钱收购的虫草一下子被收走了，你说讨厌不？”60岁的老人这样描述当年让他刻骨铭心的损失。


　　韩达吾德兄弟就想出很多办法对付检查，“最直接的就是绕路”，为绕过一个关卡，要多走两天，更多时候用“藏”的方法:虫草用塑料袋包好，放进汽车油箱里;拆开汽车轮胎，把虫草放进去，再打气;有时候搭拉木料的卡车，把虫草塞在一层层原木的缝隙中……用这种方法，韩达吾德成为最早获益的一批虫草商人“一年能挣一万多块”。

家族经营


　　与韩达吾德相比，鲍成章进虫草市场要晚，却有自己得天独厚的优势:“1990年，我在外边打工挣不到钱，我二叔在青海外贸公司，只有他们能合法收购、销售虫草。”据鲍成章的妻子说，他的二叔鲍顺春是当时他们鲍家唯一走出大山的人，“我们俩老家都在青海半农半牧地区，特别穷，他爷爷以前经营过毛皮和盐，结果到了1958年一家人就被定成资本家”。鲍成章的父亲在地里“拼死拼活”干了一辈子，靠种地把自己的二弟鲍顺春送进城读书、工作，80年代中期，鲍顺春已经成为青海外贸公司的一个主管人员，正当虫草第一次采挖大潮，他的工作给鲍家的中兴提供了契机。


　　“我是我们家最后一个出来做虫草的。”鲍成章这样说。早在80年代，他的小叔、大哥和两个弟弟都率先开始挖虫草了，有外贸公司的手续，他们一家挖虫草受到的阻力会小很多，而且可以保证以相对较高的价格、稳定的渠道出售。


　　最初他跟几个兄弟、同乡结伴赴龙藏的阿里玛沁山，先从家坐一整天的车到龙藏，进山又是一天，“进山的盘山道一年只有在夏天的两个月可通行”，“山路又陡，拐弯又急，我们时不时下来推车，弯度太大时候，车自己都没法拐弯，我们用千斤顶把车顶起来，几个人推着车头一甩，接着上路”。“经常听到挖虫草的人在这里掉下山崖。”


　　走到没公路，只有牧民的一些定居点，他们租用牧民的马和牦牛，背着食品和水继续往上爬。“一连几天的山路，要把馒头吹干了装在袋子里，走一天路才有一个水塔，每次在水塔那里都要备足一天的水。”他们要穿过一片原始森林，到达树线以上的高山草甸，那里出高品质的虫草。


　　一行人在山里待了一个多月，每天趴在斜坡上，寻找虫草，结果每人背了两斤回到故乡，按照当时价格，每人赚到了6000块，鲍成章的家里买了手扶拖拉机，他也终于买了一辆盼望很久的摩托车，一家人命运由此改变。

连续挖了6年的虫草，鲍成章说他吃了不少苦头，跑遍了青海的玉树、果洛，还开车去西藏那曲。到1995年，国家对私人经营虫草的限制放开，他叔叔鲍顺春利用外贸公司的关系开了一家专营公司。在叔叔鼓励下，第二年，他和大哥合伙开办永兴虫草公司，从挖虫草的牧民一跃成为公司经理。


　　有了自己的公司，哥俩儿生意开始做大，他们效仿叔叔的玉川虫草公司，开始从藏民手里收虫草，包装后销到各地代销店，“现在我们的小叔也开了虫草公司，我们鲍家在青海就有4家公司了”。鲍顺春算是这几个公司的“董事长”，遇到大事由他来决策，“提起我们鲍家，在青海的虫草市场上还是有些名气的”。现在鲍成章的大哥还是亲自到产区收购，所有采购员都是亲戚，“一般随身带两个人，一个负责管钱，一个负责验货”，“必须是自己的亲戚，虫草公司基本上都是这样，这个行业比较特殊，信不过外人”。鲍成章夫妇表示。


　　鲍成章的妻子说，虫草销售中存在巨大风险，有时外人的确不能做，“很容易短秤的”，这是因为在运输、储藏过程中，分量可能会有变化，1克就是20块钱，些微差池都会“让人说不清楚”，而且很多客人都是10克20克买，零点几克的零头经常忽略不计，积累下来都是上万元成本，“不是自己人也不敢做这个”。


　　让夫妇俩头疼的是，“现在制假贩假的太多了”，虫草的高价也使一些人想尽办法“掺水”。早在公司成立之初，鲍成章收了一批虫草，包装时候就发现有些“亮亮的小珠子”，当时也不知是什么，偶然跟叔叔鲍顺春提起，鲍顺春大惊，“那是水银，赶紧都撤回来”，所幸当时还没发货，他全部拆封，“一根一根检查”，销毁了20多盒虫草，“如果卖出去，都不敢想象后果”。在收购时候，他们也不时遇到一些人将折断的虫草用竹签穿起来，从外表上看像是完整的，拿回来之后只能按照断草的价格卖，只有普通虫草的一半。“甚至穿铁丝”，一些采购者就拿着一块磁铁验货，不料很快“就用铜制保险丝了”，不得已他们公司去年买了一台金属探测器。很快又出现了新花样，西宁一家虫草公司的采购员就说，“现在很多虫草涂上了重金粉，是一种黑色粉末，很难发现，而且很沉，回来一包装重量就会少很多”。经过多年磨练，如今鲍成章夫妇已经成为辨别虫草真伪的行家，经常有客户拿着虫草请他们鉴定。

涨价的原因


　　风险不仅来自于经营本身，鲍成章夫妇都记得，他们在经营虫草前，1989年，虫草价格大跌，“从2000元一斤跌到300元，高价收购的虫草只能以1/3的价格卖出，很多人破产了”。


　　韩达吾德在北京也有自己的直销店，这几天他正好来京谈业务，很快就要回西宁。他透露，他的第一家直销店开办于1999年，“那时北京市场上还没人认这个东西”。起初，他就在雍和宫附近租了一间房子，让一个亲戚在这边卖藏饰，顺便卖一些虫草，可是刚开张不久，两个台湾来的女孩就看上了店里的虫草，一张口就要5斤，当时店里没那么多货，两人交了3万元定金，他第二天乘飞机送了5斤虫草，从此在北京的虫草生意开始了。


　　不过，他真正的大买卖在西宁，这个全国最大的虫草集散市场之一。据韩达吾德说，在西宁的共和路市场，虫草和毛皮是主要货品，市场里有七八十家虫草店，店面并不起眼，只在进门处摆一些散装虫草，“同仁堂都从这个市场进货”，一次要几十斤到100斤，不过跟广东、福建那边商人比起来，又是小巫见大巫了，广东商人有时“一次就是几百斤”，这样大宗交易，使广州清平药市成为另一个重要的虫草市场，辐射香港、台湾以及东南亚地区。


　　在西宁的市场背后，是青海果洛、玉树各县城、乡镇里的收购网络，在县城，一到挖虫草的季节，这里就住满了各个虫草公司的采购人员。一般说，从县城收购一斤大约4万元，“到了西宁的批发价每斤就有5万元”，一到北京，“就达到10万元了，不过要是买一斤可以便宜到8万多元”。据韩达吾德说，今年的收购价格和销售价格都比往年增加了一倍。


　　价格逐年上涨跟东南沿海乃至出口的需求增长有一定关系，据说由于青藏铁路开通，更多游客进西藏，使西藏的虫草价格一度和北京、上海等城市持平，同时拉动了西宁的虫草市场。大批客户进入后，虫草价格暴涨除了给牧民、商户更多利润，更大的风险也在市场中蔓延。

韩达吾德清楚记得，云河公司曾是西宁市场中一家很大的虫草公司，前年跟一家客商达成一笔1.3亿元的生意。在青海很难有一家公司能一下子拿出上千斤虫草，这样的大生意往往需要许多公司联合，小货主把货交给签合同的公司，一般都是赊账，“在生意场上这种事情很多，一般都是等生意做成才打现款，我们最后直接找云河公司”。不料这次云河公司的货都被对方骗了，1亿多元货款没到，“云河一下子就完了”，“我们公司只亏了十几万元，转包的其他公司有很多破产的”。


　　按照往年惯例，挖虫草的季节里，由于大量虫草上市，价格一般会降低，可是今年进旺季之后，价格却一路走高，一位西宁的虫草采购者透露:“今年5月份的收购价一般在每斤3万到4万元，可是到了收购结束的7月，价格甚至涨到了7万元以上。”据果洛藏族自治州玛沁县主管县长才让当周说，今年虫草生长异常，在虫草生长的4月，青藏高原干旱，到了5月，虫草出产严重不足，无法满足市场需求，造成价格继续上涨。到了6月出现连续的降水，虫草的采挖期延长，“总体产量和去年相比下降了30%”。


　　虫草产量降低从另外一方面显示着政策执行得彻底，这让当地政府非常自豪，玉树藏族自治州曲麻莱县副县长达杰表示，现在只有三江源生态移民可以跨区挖掘，而且是在乡政府的严格管理下，村干部带队，每人还要缴纳1200元的管理费，15到20人一组进入山区采挖，“不能不顾后边的利益乱挖”。玛沁县更在年初《果洛州2007年虫草资源保护管理工作实施意见》颁布之后，将“限采”提升为“禁采”，以前发采集证，一直很难有效管理，现在“除了承包草山的牧民，禁止任何人进草山采挖”。


　　可是据一位青海的虫草经营者分析，除了产量下降的因素外，很有可能一批人在“炒”虫草，“就像炒股票一样”。近几天，每斤虫草收购价格回落了4000到5000元，“10天了，西宁和广州的市场都没有大宗交易出现”。韩达吾德估计，“有一些收购虫草的人存着十斤八斤，等着价格上涨”。去年虫草的需求达到了顶峰，“我们公司的包装盒都不够用了”，但是今年价格暴涨之后回落，未来怎样波动，“谁也说不准”。

转自：三联生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