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自文化研究网 作者：曾祥委

       五、环境、时间、技术：影响进程的因素

       在考察丰顺宗族聚落形式成因的时候，我们发现地理环境（空间）、时间长度和技术发达程度有相当大的影响。

       就地理环境而言，粤东南方山区的小水源水稻耕作环境，使宗族对水源的独占成为可能和必要，在相当程度上决定宗族斗争的激烈性、宗族的分布格局和生存聚落形式。对比北方旱作地区，南方宗族有普遍的单姓村特征，而北方则呈普遍的多姓村形式。这与北方旱作地区的农作对水源的依赖性较小，并且可以通过打井形式解决，因而并不普遍需要大人口群实现对水源的独占，进而不需要强烈的宗族排他性可能有关。对比大水源农作区，水利和水患反而成为社会纽结的因素，也是一个差异。

       就时间尺度而言，我们也可以在南北之间作比较来说明。北方的平原地区，每逢战乱，经常造成“一扫而空”的灾难，战乱过后，再慢慢恢复。自南宋以后，元末明初，明末清初，以迄近代和上世纪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战乱使不少地方经常出现周期性的人口重建过程，宗族的历史难于长久，因而，可能还停留在“众姓合力共保”的阶段，来不及进行宗族排异。作为反例，我们还可以举深圳宝安龙华、观澜一带的客家村落，此处的人口是康熙25年以后重建的。海禁解除后，大批客家人结伴迁入这个地区。到现在，还有60%左右的村子是多姓村。而粤东兴梅地区，在时间的尺度上，则大有盈余，来进行宗族的发展与排他过程。据历史的记载，兴梅地区至南宋时，已有相当的人口基数。宋末因为大量宗族响应文天祥的号召起兵勤王，遭到元兵的残酷镇压。自汀江顺流而下，包括梅江以迄韩江出海口的流域，在此次战乱中，人口遭到重大损失。大量家族，都是在明初后由闽西、闽南进入粤东填补空白的。结伴同行的亲友，同居共保形成了多姓村，开始了宗族的发育和斗争。而此后，这块地方，基本上没有发生足以导致人口重建的战事或其他灾难。因而，宗族的发展可以在相对不受外界干扰下按照自己逻辑进行，实现多姓村向单姓村的演变。笔者以为，这种社会保持基本稳定的时段长度，是目前聚居形式形成的重要条件。另外，多姓村向单姓村演变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宗族的人口发展，也需要一定的时间长度。

       再次，技术发展的水平，决定了宗族斗争的形式，导致大人口群的需要，是重要的影响因素。自明初至清末，从军事斗争的技术来看，基本上属于冷兵器时代。大量、频繁的宗族斗争，发展到最高形式就是械斗。而在这种形式的斗争中，有效的人口数量，成为决定宗族存亡的因素。我们在前文中所举的一个揭阳观音山的例子正是这样，除夕之夜，200多人的村子将只有100多人的异姓村全部杀光，夷为平地。在这种血淋淋的事实面前，人口群规模的决定地位就成为共识，大人口群的聚居形式以及与之相关的人群凝聚手段，包括宗教、伦理、宗族等方面的生存策略，以及由之派生的其他观念形态就成为绝对的必要。笔者手头还有一个相当有说服力的例子，我们上文所说的曾温氏，与本来同村的陈姓产生矛盾后，成为世仇，多次械斗。虽经官府多次干预，仍然无法相安无事。在强邻压迫下，不少人口外流，至今还反映于族谱中。后来“温氏”，变成了“曾温氏”，依靠曾姓的助力来寻求生存，但远水不救近火，仍然不断式微。到了民国时期，曾温氏接连出了几位军方人物，有一位做到了军需处长，给族中送回大批枪械，取得了装备优势，一下子就将局势稳定下来，使宗族的人口规模劣势相对缓和，得以在强邻之下生存，成为今天的格局。

       六、组织与凝聚：宗族生存的优越性

       最后，单姓聚落群何以战胜异姓群？换言之，宗族聚落何以取代非宗族聚落？笔者认为：原因在于凝聚的手段和程度不同。

       多姓村的异姓聚合群，其凝聚手段主要有：

       1、神明崇拜。这一带的村落盛行“王爷”崇拜。其王爷有三：刘备、关羽、张飞。妇孺有不识字，只呼为大王爷、二王爷，三王爷者。也有把三个“王爷”统称为“三王爷”的。

       县城汤坑镇，基本上是围绕着“关爷庙”展开的。这个围绕“关爷庙”展开的市镇，原来就是三汤片众姓共居最早建筑的三个寨之一“金鼎寨”——这里的村庄很多叫“寨”。“寨”原本是“营寨”之意，是军事名词。客家民居，常常要考虑其军事功能，而“营寨”本来就是各种姓氏同居共保之处——位居市镇中心的关帝庙成为凝聚众姓精神的中心，“聚义”的象征。

       三个古寨之一的金瓯寨，至今仍保存完好，依山面水，构筑了又高又厚的寨墙。据说清朝时，“九军”攻陷了潮州、揭阳等地，但在金瓯寨的坚墙下却一筹莫展。金瓯寨在强敌之下不遭沦陷，靠的是寨内众姓同心协力。寨内的高处，赫然耸立着关帝庙，中间供奉夜读《春秋》的“关爷”，西边还供奉着倡导建寨的“义士”杨柳主及各姓头人的牌位。

       另外的许多村庄，除了关帝庙以外，还有刘备、张飞的崇拜，有的是三位王爷同一庙，有的各自立庙，这些村庄往往原来都是异姓共居的村庄。

       传统古典小说《三国演义》在本地流传极广，影响深远，“桃园结义”的故事人人皆知。建祀这样的神庙，与众姓同居正好是吻合的。在众姓同居的情况下，人们需要一种超宗族的精神凝聚方式，三大王爷的崇拜代表和象征着各姓平等、合力自保的希望和“义”的行为规则，象征着各姓舍弃自己的小利来服从众姓的大义，从而达到精神的凝聚和行为的协调。

       2、通婚。这是凝结异姓人群的重要手段。上文我们提到了许多“甥舅故事”，有的关系良好，有的巧取豪夺，有的反目成仇，最后，弱姓的姓氏有的远徒，有的改姓，村子变成了单姓村。这些例子都说明，异姓村共居的众姓，早期普遍有通婚关系，通婚用血缘交换的方式，建立了异姓人群的亲戚关系，从而加强其凝聚力。作为通婚群，在丰顺县历史上激烈的宗族斗争中，常常协同动作，特别是弱小的宗族，更需要依靠有姻亲关系的强大宗族支持，而在一个村子里面，通婚的用意就更明显了。

       明初后，本地的人口重建过程中，作客迁来的人们，不少是结伴而行。面临地广人稀的新环境，需要合众姓之力，开辟草莱；而占据生存空间资源，抵抗外敌，防御匪乱，遭遇世变，无一不需要大人口群共保。作客之初，这种生存需要只有合异姓之力才能满足。同侪作客，好友情深，自自然然地成为婚姻宗戚，生存的需要无疑是主因。丰顺县的宗族，一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初，都严峻地践行“同姓不婚”，并且到六十年代同姓结婚还有人指责“扒灰”，可见观念之根深蒂固。而其中缘由，恐怕不仅仅是“古训”所能解释得了。文化人类学对婚姻的社会功能的解释，用在此处，再恰当不过。

       3、政治结盟。田野作业获得的资料表明，清朝的“红白旗”斗争，在丰顺县留下了深远的影响，使本来尖锐的宗族斗争更显复杂化，“红白旗”的陈营划分，凌驾于宗族之上，成为超宗族的结盟形式，有些同姓的宗族，分属于不同的旗下。同一旗帜下的宗族，常协同动作，使斗争显现规模化和地域化，斗争的程度更加剧烈。

       然而，比较同姓人口群——宗族，我们会发现，它更具有凝聚性，它的组织更加缜密，因而能够最后取代异姓人口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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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1-14 2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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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族，作为血缘认同群，相比之下，它有更多的凝聚手段：

        1、祖灵崇拜

       丰顺的宗族，和其他客家地区的宗族一样，十分重视开基祖的崇拜。祠堂里，开基祖有极重要的地位，后代的世次都以开基祖展开，表明同一宗族的共同血缘来源。这种有生而来的纽带，有力地链扣着同姓人口群的每一个人，使他们成为同一家庭的成员，人们的关系更加亲密。相比之下，异姓人口群通过婚姻形成的亲戚关系就疏远了许多，“亲戚”相对“亲人”等于“外人”，当利益冲突的时候，“外人”自然就成了排斥的对象。

      此处的村落与宗族重合。每一个村庄，都是一个祭祀单位。围屋的建设，其中心是祖厅，以祖牌为中心点，形成多重同心圆结构，这是典型的客家围龙屋结构。还有许多方式的建筑，不管是方是圆，都是围绕祖牌展开的。一个村子，就是一个宗族，归根溯源，都从一条根来，是一家人。一个村子，从空间设置来说，就是一个大家，作为整体来存在。一个个核心家庭，有时也有一些明显的空间分隔，但经常这些分隔的标志也被剥夺。宗族的取向是多代同居，上层的伦理崇尚大家，维系大家。张姓的百忍家训就是维系大家的一种手段。一个村子里面的人，都是“自家人”，同辈的是“叔伯兄弟”，传统官方文化也在推崇这种文化，大家受到表彰的事例在民间流传甚广。此点常被民间宗族引为行为的依据。

       2、宗族组织与族谱

       围绕祖灵崇拜，同姓人口群建立了井然有序的宗族组织，组织又有宪章性的文件——族谱加以确认，固化从开基祖以下逐代展开的金字塔结构。在至高无上的祖灵之下，有其代言人族长。每一个人在宗族组织中，都有确定的位置。他与上下辈，与同辈长幼的关系和态度都是十分明确的。一种等级森严的社会制度就以祖灵为金字塔尖被建立起来。下辈尊敬上辈，幼弟尊敬兄长，形成了运如指掌的服从关系。这种社会组织及规范的精密和准确，令人叹为观止，对行动的划一，指挥协调，都有极大的优越性，不是异姓人口群可以比拟的。

       3、联宗。

       客家族群采用大人口聚合群的方式生存的趋向，还应将联宗的行为考察在内：

       从局部的地域看，一个村子内部，宗族是排他的，最后实现单姓村；从邻近的村子看，往往同姓聚居，其中有从原来的核心村分衍，就近迁移的，也有从别的地方迁来，同姓共居的；还有原为别姓被迫改姓的。这样就形成了大规模的连片聚居，动辄数万人。丰顺县的许多大姓都如此。

       从大一点的地区来看，分散的村落，往往以一个地域为单位，建立自己的宗族联盟，这就是普遍的联宗行为。如丰顺县城的各姓祠堂，以“宗祠”为榜的往往属于这一类。由一些有名望的士绅倡导，全县同姓宗族，建立宗祠，并修撰族谱，把宗族联盟及其关系、地位宪章化。发生宗族矛盾之时，往往牵扯到整个县的姓氏集团对抗。分散的宗族遇事都向宗亲寻求支持，同姓的矛盾也有以调解。一些姓氏，为之还设置必要的凝聚方式。其中黄姓是比较有代表性的。汤坑内岭有山名虎头岽，以黄姓名墓“虎头蜂形”而得名，其墓可以上溯至明代，据统计，所衍子孙已达六万多人，分布在丰顺县、揭阳等地，原揭阳蓝田都各处。每年祭祀，人群都铺山盖野。各地黄姓都自称为虎头岽宁化公之后。然而，据了解，此墓并无骨殖，而墓主也是南宋时之人，只葬了银牌。由此可见，此墓的意义主要在于认同，在于精神上的统合。

       与此相仿的情况别处也有。笔者在粤北乐昌老坪石的朱家做田野作业时，一位老人报告，朱家与何家世代有矛盾，双方修谱时都“观迎亲朋好友参加”。同时还透露，写谱的人懂得怎样做可以不露破绽。并且说本村有一个祖墓，大家都会去拜，但其实那墓是假的，里头没有东西。

       这种以血缘认同为纽带形成的凝聚规模，是异姓人口群难于望其项背的！

       4、孝的信条

       在同姓人口群中，还有孝的信条，作为行为规则，起着极重要的作用。这种信条，加上历代统治者的大力提倡，作为上层意志和主流文化的长期灌输，培养某种服从和责任意识，规范着同姓人口群的行为。

       5、 墓祭和祠祭的作用

       年复一年，不断重复的仪式，强化着一个观念：参加者都是同一家人。墓祭还有另外一种功用：不断提示宗族成员，大家有同一的命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因为风水在东南宗族的观念中，影响宗族、人生的命运甚钜，与利益相联。相比起来，王爷的崇拜和祭祀，在这方面的影响，作用就太微薄了。它所固化和强调的“义”，一旦在村落人口过剩，宗族面临自保，自身利益大于异姓人群共保利益时，就只好转化为各自“利”的追求了。

       而依靠“义”的崇拜来维系的异姓人口群，在这种情况下，让位给争取宗族利益的单姓人口群，不亦宜乎！

       七、原动力：一点认识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台湾的李亦园先生与法国远东学院的劳格文博士之间曾经有过一次关于中国传统社会原动力问题的对话。他们提出的问题是：在传统社会里，究竟是祖灵还是神明对人们的影响力更大？为了验证出一个结论，在李先生的帮助下，劳格文用蒋经国基金在闽西、赣南、粤东、粤北客家地区开展了题为“客家传统社会原动力研究”的田野作业，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笔者的研究表明：决定文化的最根本因素是人们的生存需要，客家传统社会的原动力是生存斗争。祖灵和神明都是人们为了生存而采取的精神统合手段和生存策略。它们都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二者的作用有所不同。在社会统合方面，祖灵用于同姓人群——宗族，而神明则更多地用于异姓人群，有时还与商业经济发生联系。由于宗族是传统社会的基本单位，是人们的基本生存方式，传统社会的文化在这个基础上产生、滋长、成形，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作为生存策略的一种手段，祖灵是传统社会更为基本的一面，它的影响更为深远，而神明只是一种辅助手段，有时，是阶段性的生存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