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0月30日 11:52 财经时报/邓心


       “后现代思潮是对现代性的碎片式、霸道式和过分技术妄为的反思与矫正，强调整体性、差异性和原生性的思维方式，倡导生态经济、有机农耕、自然养生、生态建筑、精神艺术、简单生活等生存方式，这和支撑了中国五千年文明的生存智慧是一致的。”

       ——世界著名后现代思想家约翰·柯布博士

       编者按：从1972年联合国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通过了《人类环境宣言》以后，世界各国开始进入高度注意保护人类生存环境的“环保时代”，而那个时候，中国远谈不上对环境保护的概念。当中国经济进入发展快车道后，环境问题才越来越多地成为中国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

       作为中国第一位获得有“诺贝尔环境奖”之称的苏菲环境大奖的民间环保人士，廖晓义于1996年创办的北京地球村环境教育中心，成为中国第一个致力于大众环保宣传教育的民间机构，其十几年如一日地营造大众环境文化，促进中国可持续发展……每走一步，她总是以其先知先觉的观念推动着中国环保事业。

       更难能可贵的是，这个多年来一直向西方学习先进环保理念与经验的社会活动家，在中国倡导“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当她回望中国传统文化时，惊讶地发现，那些西方后现代思想无法解决的矛盾，在古老的东方智慧下早已得出答案。2007年初，一个创造性的理论——“生命环保理论”震惊了西方，其强调“身、心、境”整体思维和跨行业的共同行动，被誉为世界环保领域的一次革命，一次后现代转折。

       2007年10月6日，旨在奖励世界范围内为推动人类和自然共同福祉做出杰出贡献的首届“柯布共同福祉奖”在美国洛杉矶颁发。来自中国的廖晓义和张明亮以绝对优势获此殊荣，世界著名后现代思想家约翰·柯布博士( John B. Cobb， Jr.)在颁奖仪式上表达了他的愿景：希望中国借助自己得天独厚的思想资源走出一条新路，即“后现代化”之路。他指出，中国文化特别是作为其根基的儒、道、释所倡导的天地人和、阴阳互动的价值观念，应成为未来后现代世界的支柱性的价值观念。

       这或许只是一个开始，当中国的经济逐渐强大之时，话语权的增强、注意力的增加都极大地提高了挖掘东方智慧的可能性，廖晓义们的出现，使得中国正在成为世界的“智库”。

       走进地球村——这个廖晓义于12年前创办的民间环保组织，工作人员不乘电梯、几乎不使用电器。当他们将清洗干净的印有“循环巨龙”标志的杯子递到你手里……感官印象开始提醒你这里的不同之处。

       “人类只有一个可生息的村庄——地球，保护环境是每个地球村民的责任。”这是地球村的口号，为了传播这一口号，廖晓义奔波了十几年，圈内的朋友都称其为拯救地球的“狂人”。当这个被称做地球“狂人”的女性出现在我面前时，她的消瘦、疲惫与陈列架里那些闪烁着光泽的国际大奖奖杯恰成对比。即便如此，这个刚刚获得“柯布共同福祉奖”的、中国最有影响力的环保人士，仍然兴致勃勃地向《财经时报》讲述“关于环境问题的东方智慧”。

       《财经时报》：首先恭喜您得到“柯布共同福祉奖”，在此之前您也得过很多奖，包括被称为“环保诺贝尔”的“苏菲奖”，那么您的这次获奖与以往有什么不同？

       廖晓义：这个是一个学术性的奖，是对我这些年思想成果的认可。而以前的奖主要是对我社会活动能力的认可，对我来说获得这样的认可还是第一次。

       其实我的背景是一个学者，但我是一个行动型的学者。人们看到的都是我行动的一面，其实我更希望自己是一个思考者。十几年来我一直都在进行环保理论方面的研究。我希望能找到一条路，解决我们内心深处的一些东西。过去我们只是就环境讲环境，但环境问题越来越严重，现在我们把身体环保和心灵环保的理念增加进来，提出“生命环保理论”，促进跨学科、跨行业的渗透和沟通。这个思考的成果恰恰和西方后现代的理论相融合。

　　《财经时报》：西方的环保事业做了那么多年，恰好暴露出“跨学科、跨行业”沟通方面的缺憾，但在刚刚富裕起来的中国，您的这套理论有市场吗？

　　廖晓义：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也是我们曾经担心的，但从我们在国内做的一些尝试性的推广上来看，效果比我们想象中要好，目前我们还在进一步完善这套理论。以前一提起环保，人们总觉得那是那些“高尚”的人的事，跟我们普通人没什么关系，而这套理论就是清楚地将环保和个人的健康问题结合起来了，所以也会有更多的人接受环保的理念、加入到环保的队伍中来。

　　《财经时报》：环保的东方智慧究竟指的是什么？

　　廖晓义：简而言之就是以增体能、蓄心能、节无能为主题的“生命环保计划”，它包括人体生态修复工程、心灵污染防治工程和节能行为风尚工程等为一体的大环保、大养生的理念与行动。它与自然养生、乡土文脉和生态智慧这中华三大宝藏内在相融，也与运动、文化、环保这奥运精神的三大支点紧密相连。

　　《财经时报》：这与您近几年来反复提到的“现代文明对物能的消耗”是一脉相承的，但是我们也注意到您开始的时候是以借鉴西方管理经验为初衷的。

　　廖晓义：是的。我一直都在追寻西方的先进经验，从我在中国科学院担任科研工作的时候就一直希望学习到西方最先进的技术和经验，来发展经济。他们在环境执法、NGO组织对环境立法的推动、在环保方面的投入和技术等很多领域都值得我们努力去学习。所以回国以后我创办了当时国内第一个致力于大众环保宣传和教育的民间机构。但是随着时间的积累，我逐步意识到西方的环保工作暴露出来的问题——他们不太关注生活方式对环境的影响，生态脚印过大，人均消耗的资源过多，这些都是造成环保压力的根源，不解决根源的问题，环保就只是表面工作。

       《财经时报》：什么叫生态脚印？在我国情况怎么样？

　　廖晓义：“生态脚印”的概念和计算方法是由威克内格尔(Wackemagel)和瑞斯(Rees)于1996年提出的，其核心观点是把人类对资源和环境的利用换算成对土地和水域面积的占用，反映资源消耗和废物吸收所需要的生产性土地面积。也就是说，它测算的是一个人、城市、国家为维持生活实际占用的土地面积。

　　在我们国家，生态脚印的两级化越来越严重，发达地区的人均消耗越来越多。但在西藏、贵州等一些地方，人们用传统的生活方式保护着环境，应该说，我们的“中华水塔”正是由藏民们用最原始的方式保护下来的。

　　NGO的管理者

　　《财经时报》：地球村在这十几年里做了很多环保活动，在设计和组织这些活动时有什么样的原则？

　　廖晓义：最主要的是经济性原则，大家都知道NGO组织是非营利性组织，经费来源主要靠国外的基金会支持。通常是做好项目策划，然后向一些基金会等组织申请经费援助。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企业的零星捐助。所以我们做的“26度空调”、“无车日”等活动基本都不花什么钱，主要是提出一个好的理念。

　　《财经时报》：很多NGO组织都面临资金和持续性的困难，地球村已经创办12年了，您是如何保障这个机构有效运转的？

　　廖晓义：首先是加强国际交流，国际社会非常重视中国的环保工作。北京地球村与十几个国家的环境部有着沟通和交流，并且是联合国环保署的中国民间联络站；另外一点就是工作用心，其实很多资源就摆在那，关键是你有没有真正用心与别人合作；还有一点也特别重要，就是要加强与媒体的联系。媒体对环保工作做出的支持是外界难以想象的。很多国际主流媒体多次对地球村进行报道，也引起一些世界首脑人物的关注，这些都对地球村的工作有很大帮助。

       《财经时报》：在与政府的合作上，地球村也有独到之处吧？

　　廖晓义：北京地球村从创立之初就很注重与政府部门的合作。我们与国家环保局有着长期的合作伙伴关系，在推动循环经济和可持续能源方面与国家发改委有关部门合作。地球村组织的“可持续能源记者论坛”有160多名主流媒体和资深记者参与，国家发改委等有关部门领导支持和参与了每年的记者之星评比……正是通过这些活动，北京地球村建立起了循环经济和绿色能源的国家乃至世界级专家网络。

　　《财经时报》：正是以上这些贡献，让素有“诺贝尔环境奖”之称的苏菲环境大奖在2000年将这一年唯一的年度奖授予了您？

　　廖晓义：苏菲基金会颁奖的理由写得很清楚，主要是“不知疲倦地推动中国公众参与环保运动，并卓有成效地提高了中国公众的环保意识，鼓励他们改变生活方式；在动员中国大众参与环保，及加强民间组织与政府和媒体之间关于环保的建设性对话与合作中所表现出的能力；通过北京地球村，使中国的民间组织、地方社区与国际社会加强联系，从而促进了中国民间环保事业的发展；强调中国面临的综合环境挑战，主张加强污染控制和资源管理，倡导绿色生活，并为之做了大量工作”。这也是中国的民间环保人士第一次获得这一国际环境大奖。

       《财经时报》：其实说到您的影响力，就不能不提到您的电视片，实际上地球村很重要的一部分工作就是影视片制作？

　　廖晓义：1995年5月，得知第四届世妇会要在中国召开的消息，我带着自己拍摄的电视片《地球的女儿》回国了。电视片在世妇会播出以后博得了与会者的一致好评，福特基金会为此给了我4万美金的资助，中国农大国际农村环境中心无偿提供了两间办公室。有了钱、有了房，地球村就这样顺理成章地问世了。

　　地球村从1996年4月22日起，开始在CCTV-7 独立制作《环保时刻》，之后又在央视十套独立制作《绿色空间》节目，并在一些地方电视台不定期播出，以民间组织特有的眼光，介绍国际环保经验，应该说电视是对公众进行环保教育的最好平台。

　　《财经时报》：记者和主持人的身份也帮助您更多地接触和采访了很多国际环保人士？

　　廖晓义：是的。拍摄《地球的女儿》时，在3个多月的时间里，我采访了国外40多名热心环保的女士，其中有家庭妇女，也有联合国副秘书长兼环境署主任道德丝·微尔、第一次提出环保问题的美国生物学家卡逊、英国经济学家芭芭拉·沃德……

　　1998年7月，在桂林圆桌会议采访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时的尖锐问题，让克林顿印象颇深，会后克林顿为地球村题词：To Global Village of Beijing：Thanks for your good work for our common home！(致北京地球村：感谢你们为我们共同的家园所做的出色工作！)

       《财经时报》：除了环保之外，您最关注什么？

　　廖晓义：还是环保。对于我而言，环保是我生命的意义、快乐和寄托，它是我终生的梦想。

　　《财经时报》：您的下一个计划是什么？

　　廖晓义：我正在进一步完善“生命环保”理论。下个月要去4所著名高校演讲，逐步把这个理论在我的祖国推广开。

　　廖晓义小传

　　● 1986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哲学系，获硕士学位。

　　● 1993年，在美国北卡罗莱纳州立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系国际政治专业做访问学者，并自费拍摄《地球的女儿》。

　　● 1995年，回国参加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

　　● 1996年，创办非营利性的民间环保组织——北京地球村环境文化中心。

　　● 1999年，在北京延庆县建立了面积为2800亩地球村自然保护区。

　　● 2000年，获得苏菲环境大奖。

　　● 2005年，获CCTV经济年度人物社会公益人物奖。

　　● 2006年，获绿色中国年度人物奖。

　　● 2007年，获“柯布共同福祉奖”。

      
       廖晓义简介

       廖晓义--环保人士
　　
       廖晓义是知名民间环保事业倡导者和活动家，北京地球村环境文化中心创办人兼主任。她曾自费拍摄电视片《地球的女儿》，1996—2001年中央电视台“环保时刻”专栏独立制片人。她是中国第一位获得有“诺贝尔环境奖”之称的“苏菲环境大奖”的民间环保人士，澳大利亚最高环境奖“班克西亚国际环境奖” 获得者。2005年廖晓义当选中央电视台经济年度人物社会公益人物，2006年当选绿色中国年度人物之一，被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组织委员会聘为环境顾问。
　　
       十七年来，在绿色环保的道路上，作为中国文化的坚守者、环保事业的守望者，廖晓义亲手创办了中国本土化的NGO——“地球村”。在艰难的创办道路之后，她提出了影响中国的绿色生活方式，倡导“绿色生活”、“绿色社区”、“绿色传媒”、“绿色奥运”，鼓励人们一起来倾听“地球村”背后的故事，一起踏上绿色生活之路。
　　
       廖晓义认为节约是最大的环保，而节约就是减少没有必要的消耗。在节约型社会讲话中，温家宝总理曾专门提到过“26度空调节能行动”，这个影响全国的“26度空调节能行动”就是廖晓义等人首先发起的。
　　
       廖晓义是我国环保事业的先行者、守望者，她以具体细微的角度，从身边小事实施环保大题，对我国的环保事业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1986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哲学系，获硕士学位。1993年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系国际政治专业做访问学者，并自费拍摄《地球的女儿》。1995年回国，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下，创办了非营利性的民间环保组织——北京地球村环境文化中心,建立了面积为2800亩山地的北京地球村环境教育培训基地。1998年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期间，廖晓义作为中国七位民间环保人士代表之一参加了总统的圆桌会议。

廖晓义：敬畏自然，何罪之有

2005年01月24日 07:48 新京报



　　敬畏自然，表达了人类对于生命根基的敬重和对于客观规律的尊重，并在此基础上主张对自然趋利避害，互惠共生。赞同这一概念的人们所坚守的，不过是人在宇宙间的道德底线。这样一种态度，为什么会受到“严厉批判”？

　　在我看来，其中的原因可能是：伪科学害怕它。伪科学，是将科学放在神坛上，当做迷信来供奉。敬畏自然恰恰破除了这种迷信，提醒人类作为自然之子的真实身份，揭示科学技术的工具性和双刃性，质疑单靠科技来解决灾难，而不是从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上杜绝和减少灾难的单向度思维；更要命的是，它企图将科学从人造的神坛上赶下来，验证科技工作者的生态伦理和道德伦理，并且让科学技术接受道德的审视和环境影响的评价。它试图建立心灵的预警系统，以避免生态崩溃、道德沦丧、甚至生化战争和核战争的种种灾难。

　　资本仇视它。资本的性格就是不断地积累，又不断地扩张，不停地消耗自然资源才能生存。敬畏自然是对于资本的无节制扩张的约束。那些为了牟取暴利随心所欲开山筑坝的人，那些用技术来污染草原和河流的人，那些为了短期效益而不惜向原住民的“神山圣湖”开刀的人，那些要把每一条河流都变成“印钞机”的人，那些不经过环评就敢违法开工的人，当然首先就要搬掉“敬畏自然”这块挡路的大石头。

　　敬畏自然会威胁他们的胆气，会折磨他们心灵深处的自责，会提醒他们尚未泯灭的良知。

　　强权害怕它。因为敬畏自然给了人们一个天道的尺度来衡量人事的是非，于是敢于去对那些难以持续的和有失公正的发展模式说不，敢于去诘问发展的目的是什么，敢于去追求真实的生活和真实的生命。敬畏自然者多是不畏强权者，他们质疑所有的人类语法和所有的被编辑出来的奇观世界。当年美国的女生物学家卡逊因为揭露了化学农药对环境的影响，而被当时的科学家们和商业集团门冠上“反文明反科学”的帽子，她没有妥协。

　　因为敬畏自然是这些弱势而又坚定的人们心中的尺度，这是一种有着生物学常识支撑的道理，也是由自然之子的真实情感生成的崇尚和谐的信念。西方著名哲学家康德说，世上最使人敬畏的东西是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他甚至把这句话作为他的墓志铭。在一个浮躁的时代，保持着敬畏自然这份不变的信念和清晰的价值，是勇气，也是幸福。

　　当方舟子在《“敬畏说”是在宣扬天人感应的观念》(1月21日)中细心搜集汪永晨以往作品和讲演中的种种个人性感悟以及某些口误笔误，写下辩论的檄文时，常年奔走于山川僻野和土著乡村的汪永晨正在北京和她的草根伙伴们商量如何配合国家环保局的环评风暴，以对付那些既造成环境灾难又引起社会冲突的违法工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软肋，但这并不妨碍她所坚守的敬畏自然的信念和她为此付出的行动。

　　中国正以历史上最脆弱的生态环境，承受着最多的人口和最强的发展压力。

　　2003年9月1日生效的环评法以后，还出现了这么多触目惊心的违法开工事件。环保总局的环评风暴，必然涉及到许多利益集团。我们可以想象这次环评执法行动中的压力和阻力。和谐社会的建立是需要正义来支撑的，而正义是要靠整个社会来伸张的。汪永晨们的努力值得我们敬重。

　　□廖晓义(北京地球村环境文化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