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美发展史上有三个关键点，也是黄光裕的三次创新：

       首先是在1993年将北京的几家门店“国豪”、“亚华”、“恒基”等，统一为“国美”，拥有了自己的品牌。此举为国美后来的扩张奠定了基础，黄光裕可谓是国内企业家中最早有“品牌意识”者之一。

       第二次，在1996年下半年，以长虹、海尔等为首的国内家电企业崛起，国产家电品牌发展势头势不可挡。黄光裕感受到中国家电制造业所具备的特有优势以及所带来的巨大潜力，他迅速地将产品结构由先前单纯经营进口商品转向经营国内品牌，几乎在一夜之间，所有国产品牌都稳稳地站在了国美的展示台上。现在，国产、合资品牌已占国美所售商品的90%。

       第三次，是在1999年，国美走出京城，开始全国性的跨地域经营。从天津开始，上海、成都……一路攻城掠地，迄今国美在全国40多家城市有了自己的“势力”，几乎30个小时即新开一家门店。

       黄光裕的创新思路体现在国美经营的每一步。虽然国美的成名起源于它的“低价格”，而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厂家、商家大打价格战时，国美就提出了“免费送货上门”、上门安装调试、800免费电话服务等举措，这些举措的实施使国美的售后服务比一些大商场还周全，大大提升了国美的竞争力。

       其次，得益于快速扩张的业务模式。从1993年起，国美开始在北京开设连锁店，到1995年已经拥有了10家店。到1999年，黄光裕不再满足于北京市场的成就，从天津开始，拉起了全国扩张的大旗。从此开始，几乎每一个月就有两家国美直营店及一家加盟店在某一个城市诞生。同时，国美电器的商品种类也不断扩展，有彩电、冰箱、洗衣机、空调、小家电、通信、IT等。2004年，国美又增设了数码产品、音像制品等。

       “中国名牌产品”潮商企业凯撒公司的皮衣，一向引领潮流。上世纪九十年代前，中国皮衣还保持着传统原始风貌——笨重、粗旷，人们购买皮衣也是以御寒为主。凯撒皮衣进军中国市场之初，就勇于打破传统，引进欧洲皮衣的时尚理念，款式设计全面电脑化，板型采用高科技立体剪裁，把东方体形和西欧风格融为一体；当国内很多商家以怀疑的目光关注着一件三四千元的凯撒皮衣是否能卖得出去时，凯撒皮衣却在北京、东北三省一炮打响，随后在上海、西安、成都、广州等大中城市也火起来，凯撒开启了新的皮衣潮流。

       进入21世纪后，由于暖冬气候和皮衣市场泛滥，很多皮衣都在“反季节”降价大倾销，凯撒却不为所动依旧坚持品牌创新经营，率先提倡绿色环保皮衣，精选南非和西班牙皮胚，采用意大利的桶染制革工艺，使凯撒的皮衣被誉为“真皮丝绸”：此外凯撒还大手笔聘请意大利和香港的高级设计师，把皮衣的款式引向时尚和休闲的方向；现在的凯撒皮衣每次亮相均成为皮衣市场的新亮点。

       凯撒的创新还体现在经营模式上。凯撒利用香港与意大利皮货供应商的长期伙伴关系，每年提前下达批量订单，由其在中国独家经营，不翻版销售给别的厂家，这样既保证了产品的质量，又控制了高端原材料市场，使很多高档皮衣如“马天奴”、“兽于”等厂家都向凯撒采购面料。

       由于凯撒皮衣在中国市场的引领作用，公司积极参与制订（皮革服装）的行业标准，2003年还受“全国皮革厂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托，负责修订新行业标准。

       潮商八大谋略之七：玩转资本魔方

       如何才能在最短的时间内以合法手段赚到最多的钱？在证券市场没有出现前，这个问题或许有多个答案。但是，有了证券市场之后，这个问题的唯一答案就是到证券市场上去搏击了。

       证券市场为什么能够快速致富？简单地说就是，如果你有1元的实业投资，分拆时是以1元的N倍上市的（N是市盈率）。那么通过资本市场这魔方，可以让钱变N倍，多划算啊！

       对金钱极为敏感的潮人，当然不会放过这样的好机会。

       有三个潮人（家族）对香港证券市场产生过世人瞩目的影响。一个是“超人”李嘉诚李泽楷父子，一个是“股市狙击圣手”“刘氏双雄”刘銮雄刘銮鸿兄弟，另一个是“金牌壳王”詹培忠。有媒体把李嘉诚称为“亚洲版的巴菲特”。

       李嘉诚真正发迹，是靠地产股市。他的扩张史，无疑是一部中小地产商借助股市杠杆，急剧扩张的历史。以小搏大，层层控股。到1990年初，李嘉诚以他私有的98多亿港元资金，控制了市值900多亿港元的长实系集团。1972年长实上市时，市值才1.57亿港元，18年后市值增长近180倍。以全系市值计，比1972年膨胀了586倍。

       李嘉诚在股市的作风，一如他在地产一样，“人弃我取”，“低进高出”。

       1972年，股市大旺，股民疯狂，成交活跃，恒指急攀。李嘉诚借这大好时机，将长实骑牛上市。长实股票每股溢价1元公开发售，上市不到24小时，股票就升值一倍多。这便是典型的“高出”。

       1973年大股灾，恒生指数到1974年12月10日跌至最低点150点的水平；1975年3月，股市跌后初愈，开始缓慢回升，深受股灾之害的投资者仍“谈股色变”，视股票为洪水猛兽。就在这个时期，在李嘉诚的安排下，长江实业发行2000万新股予李嘉诚，依据当时低迷不起的市价，每股作价3.4港元。李嘉诚宣布放弃两年的股息，既讨了股东的欢心，又为自己赢得实利——股市渐旺，升市一直持续到1982年香港信心危机爆发前。长实股升幅惊人，李嘉诚赢得的实利远胜于当年牺牲的股息——是为“低进”。

       1985年1月李嘉诚收购港灯，他抓住卖家置地急于脱手减债的心理，以比一天前收盘价低1元的折让价——即每股6.4港元，收购了港灯34％的股权。仅此一项，为和黄股东节省了4.5亿港元。6个月后，港灯市价已涨到8.2港元一股，李嘉诚又出售港灯一成股权套现，净赚2.8亿港元。低进高出，两头赢钱。

       1989年后，香港股市一度低迷。1991年9月，李嘉诚斥资近13亿港元，购入一个有中资背景财团的19％股权。稍后，此财团收购了香港历史悠久的大商行“恒昌”。4个月后，这个财团大股东“中信泰富”向财团的其他股东发起全面收购，李嘉诚见出价尚可，便把手中的股权售出，总价值15亿多港元，李嘉诚净赚2.3亿元。李嘉诚上个世纪末，成功卖“橙”，净赚超120亿美元，此举更是股坛神话。

       从以上事例我们可以看到，在股票投资方面李嘉诚有超人的眼力，他判断准确，预测成功，总是善于把握股票进出的时机，因而获利丰厚。当然这一切都不是凭空而来，一位股票投资者若想在股市获胜，他必须具备丰富的财务经验，对股票走势和一国经济大势都有深透的了解和把握。

       李泽楷1990年向父亲李嘉诚借款1.25亿美元创立卫星电视公司，3年后以8亿美元卖给默多克，套现53亿港元，同年10月李泽楷创立盈科拓展集团。1999年5月，为兴建数码港项目融资，李泽楷借壳“得信佳”上市，使这间市值3亿港元的公司一日内飙至600亿港元，创下香港股市神话；2000年以830亿港元收购“香港电讯”，更令其跃上事业高峰。

       股市狙击在美国很早就流行，狙击手法是：当一间上市公司的大股东控制权不稳，而该公司的资产值又很高时，就很容易为企业狙击手所垂涎，在市场吸纳到相当的股份后提出全面收购，迫使对方以高价买回自己手上的股份，或是将整间公司易手，从中赚取利润。股市狙击手极不受企业大股东欢迎，被称之为“绿色敲诈”。刘銮雄经典的战役有狙击能达、收购华置、狙击煤气、挑战嘉道理等。1985年初，刘銮雄与爱美高另一创始股东梁英伟的间隙无法弥补，刘把手上股份配售给基金，挟巨资“下野”。可他并未走远，梁氏主持下的爱美高，时值当时港元上升，公司产品严重滞销，股价下跌，刘銮雄趁机在市场大笔扫入，一招“狮子回头”，已经重掌大权。而刘这一出一进，已有2亿港元落袋。至此以后，刘氏“股市狙击手”的名声日隆。

       有一位香港证券界人士如是评价詹培忠——“作为最早的一批华人经纪人之一，他的额头上写满了香港股市发展的纹路，炒股技法娴熟，对上市守则滚瓜烂熟，最擅长走黄灯，炒股几乎从没有失过手，是一个毁誉参半的香港股市传奇人物”。在香港几百万股市散户心中，他是“金牌庄家”，“仙股医生”，一个可以跟场入市的风向标。1982年至今，经其手买卖的壳公司多达20个，詹由此也积累了数亿身家。詹培忠坦言，一般来说，他所挑选的“壳”，盘子都不会很大，通常介于1亿～2亿股之间。他说，他看中的“壳”一般是6种：管理不善型、负债严重型、资产薄弱型、业务落后型、官司缠身型以及人事不力型。第一步，詹培忠从清盘官或者债权人手中，以大大低于市价的价格买入并取得控股权；第二步，进行“洗壳”，清理公司留存的问题，詹培忠称其因为熟悉公司管理运作、不需要聘请财务顾问和律师，大大节省了成本；第三步，再将这个无负债业务、没有官司的干净的“壳”转手高价卖掉。

       詹培忠最著名的“壳”买卖，要数2002年引同为潮州老乡黄光裕的国美入主京华自动化，成就后者一跃成为大陆首富。国美2004年6月香港借壳上市，黄光裕个人财富也从2003年的18亿元暴涨到105亿元。

       2004年6月7日，国美电器正式宣布，中国鹏润集团将斥资88亿元人民币收购国美电器65%股权。将国美2.4亿元人民币的净资产以88亿元人民币价格卖给鹏润，黄光裕将国美卖出了一个轰动资本市场的“天价”。按照2003年底国美净利润为1.78亿元人民币计算，此次收购作价的市盈率高达19.4倍，高出一般IPO 15—20倍的市盈率。对市场部分人士的质疑声，黄光裕表示：“这个价格是由独立财务顾问算出来的，我并没有人为控制，可以确认88亿收购价计算得合理可靠，我们已经公布了计算方法和情况说明。”

       中国鹏润是通过收购“海洋城”控制其所持有的国美电器65%股权，尽管交易涉及88亿元巨资，但中国鹏润却不需要支付任何“真金白银”，而是以代价股份和可换股票据支付。首先，中国鹏润向黄光裕定向增发价值2.435亿港元的代价股份。其次，中国鹏润向黄光裕定向发行第一批价值70.314亿港元的可换股票据，相关换股权可在自票据发行日起三年内任何时点随时行使，满三年后强制行使；最后，中国鹏润还向黄光裕定向发行第二批价值10.269亿港元的可换股票据，相关换股权仅于北京国美偿还所欠国美电器相关债务后方可行使。

       可换股票据支付为黄光裕日后成功套现埋下伏笔：定向增发的代价股份不受任何禁售期限制，收购完成后即可转让。而在可转债换股完成前，黄光裕如需要现金，可将可换股票据转让或质押而获得。

       通过控制二级市场股价、缩股及精确设定持股比例等方法，黄光裕成功绕过了香港交易所新《上市规则》、公众持股比例不低于25%、商务部零售企业外资持股比例不得高于65%等重重政策关卡，使一个市值只有2亿多港币的上市公司掏出80多亿港币收购了母公司。

       而这场收购的双方中国鹏润与“海洋城”，实际控制权都在黄光裕手中。换言之，收购不过把黄光裕“左手的东西转到右手”，而且倒手过程中增值了近40倍。在顺利实现国美借壳上市同时，黄光裕自身财富也超过百亿。

       “我希望公司上市能对企业竞争力的要求更高，让企业过去的随意性和一些不规范被打破。同时对行业竞争能力的要求也会更高，对经营方式也会有一定影响。”与2003年的18亿资产相比，2004年黄光裕的财富一下子增加了87亿元，而2003年全年国美的总销售额不过177.9亿元。可以说，黄光裕的财富巨增中，很大功劳要归于股市。

       2004年6月16日，腾讯QQ正式在香港挂牌上市，上市简称为腾讯控股。在此次上市中，其超额认购的首次公开募股(IPO)将带来总计14.4亿港元的净收入，拥有公司14.43%股权的马化腾个人资产接近9亿港元。从1998年注册资本仅为50万元人民币的腾讯计算机（腾讯控股的前身）到今天价值约60亿港元的腾讯控股，国际投资机构功不可没。2000年4月，IDG和李泽楷旗下的香港盈科共投入220万美元风险投资，分别持有腾讯控股总股本的20%，马化腾及其团队持股60%。正是这220万美元的风险资金，为腾讯日后的迅速崛起奠定了基础。

       蒙牛(2319.HK) 2004年6月11日在香港成功实现IPO。此次在港共发行3.5亿股，发行价为每股3.925港元，共募集资金13.74亿港元。而潮州阳天印务商人谢秋旭间接持有蒙牛2.1332亿股股票，相当于蒙牛上市前总股本的28.5%或上市后的21.3%。以蒙牛的招股价计算，谢在蒙牛的股份身家已达7.52亿港元，列2004年《新财富》500富人榜第459名。

       除了香港市场，在东南亚其他国家如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等，同样有潮人利用证券市场，迅速致富。在国内，精明的潮人也开始在证券市场施展身手。

       沈阳新开2005年3月5日就公司股份公告，汕头繁荣联美集团入主沈阳新开。汕头的联泰集团2005年收购深长城股权，联泰实业持有深长城A共44，795，872股，占总股本的18.71%；联泰房地产持有深长城A22，253，779股，占总股本的9.29%。联泰集团一共持有深长城A28%的股权。

       潮汕本土近年来上市的公司均为民营企业。如揭阳市的康美药业、巨轮股份、广东榕泰和汕头市的宜华木业。

       广东榕泰公司主要生产、销售氨基塑料及制品，氨基复合材料及制品，甲醛及其辅产品；高分子材料的研究。2001年5月，“广东榕泰”在上交所上市。董事长杨启昭的妻子、女婿、儿女等杨氏家族成员共持有股权67.19%，是一个典型的家族民营企业。广东榕泰发行后总股本1.6亿股，流通股本4000万。该股开盘30.8元，收盘33.46元，全天上涨8.6％。按照市值计算，杨氏家族市值约达36亿。马兴田家族持有康美药业（600518）66.38％股份，市值20.19亿。2001年2月16日，康美药业以12.57元的价格发行A股1800万股，发行后总股本7080万股。刘绍喜是宜华木业实际控制人，通过宜华集团的名义实际控制宜华木业41%的股权，是第一大股东。

       汕头金刚玻璃公司已经通过国家有关部门审批，即将赴香港上市。

       国内经济近年来迅猛发展，也引得在港澳的潮商加入到国内证券市场淘金。2005年4月1日，深物业(000011、200011)公司第一大股东以及第二大股东与澳门富豪柯为湘旗下的卓见投资有限公司，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股份转让完成后，卓见投资将为深物业的绝对控股股东，合计持有70.296%的股权。据悉，卓见投资股东实际为控制人为保利达控股国际有限公司。而保利达控股股东兼主席是有“澳门李嘉诚”之称的祖籍潮安的柯为湘。

       必须指出的是，股市钱财有纸上财富之谓。一遇风浪，可能大大缩水。如林百欣旗下上市公司的市值在亚洲金融风暴前，达到635亿港元，而到了2002年上半年仅剩下17亿港元，虽不至于负债，但已经蒸发了600亿港元。

       潮商八大谋略之八：中西结合的管理方式

       “以外国人的管理方式，加上中国人的管理哲学，以及保存员工的干劲及热诚，我相信无往而不利。”（李嘉诚）

       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潮商，在以家族为中心的企业管理方面，有许多独到的地方。一方面，严格按现代企业制度建立运营机制，尤其是接受西方教育的新一代潮商尤其重视吸收西方企业先进的管理体制；另一方面，潮商又将中国人传统的儒家文化渗透到日常管理之中，强调德治，正所谓“无德必亡，惟德必危”。这种中西结合的企业管理方式，既确保了企业的高效运转，又能促使企业像一个大家庭一样，充满温情和仁爱。

       西方管理学的优点主要是：强调制度，强调规则，强调指令的执行；重视系统；强调科技的运用；强调企业的效率和效能；讲求以达到目标为准。不足之处是过于强调制度，企业易变得冷冰，变成了一个无情的机体；不够体恤员工们的工作情况，在沟通上会引起问题，也不能够做到集思广益。西方的管理强调目标的达到，但有时为求达到目标，就要不择手段。过度强调机械式的运作，缺少了温情的一面。即使有温情，有时只有功能性、比较虚伪的一面，而缺少了真诚。

       香港作家何文翔曾这样评论李嘉诚说：“任人唯贤，知人善任，既严格要求，又宽厚待人。” “李嘉诚成功的关键，是他融汇了中西文化的精华，采用西方先进的管理方式。”

       20世纪80年代，内地开放后，据说李嘉诚有不少潮州老家的侄辈亲友，希望到他的公司做事，都遭到他委婉拒绝。在长实系有他的亲戚，更有他的老乡，但他们都没因这层关系而获得任何照顾，都是靠自己打拼。

       从根本上来说，放弃“家族化管理”，是使企业管理由“人治”转向“法治”的必然要求。作为一个从事社会化生产的企业，“忠诚”、“亲情”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企业发展的动力问题，企业的发展已越来越取决于能力与素质。

       李嘉诚先生所建立的企业，增长得如此快，其背后的推动力，当然是来自李嘉诚先生个人的魄力，有动力的领导艺术和先进的管理方法。不过，李嘉诚先生因为自少就深受中国儒家思想的熏陶，虽然他在管理大企业时会运用上最先进的西方管理方法，但他的管理精神，仍然是以中国儒家思想作为纲领，以西方管理方法去运作。李嘉诚先生以中国式的管理方法为主导思想，于是在企业内创造出一种独特的企业文化。在对儒家思想的运用上，他吸收了宽厚为怀的“仁爱”思想，并与西方的民主自由思想整合。例如，日本的一些企业，在新员工报到的第一天，通常要做“埋骨公司”之类的宣誓。李嘉诚从不苛求员工做出终身效力的保证，他是通过一些对员工有益的事，让员工觉得公司值得效力终身。所以，在长实的发展过程中，并非没有跳槽的，但公司行政人员十分稳定，流失率极低，可以说微乎其微。

       李嘉诚说：“要吸引及维持好的员工，要给他们好的待遇及前途；及有受重视的感觉。当然，还要有良好的监督和制衡制度，这是一定要有的，不管怎么样，都要有个制度，不能山高皇帝远。否则，一个好人也会变坏。”

       李嘉诚先生的企业文化特色如下：

       1、诚。待人以诚，是李嘉诚先生属下企业的文化特色之一。这种处世态度，大家能够以诚相对，加强了解和沟通。当“诚”这种观念渗透于企业内，企业就充满了温情和团结的精神。

       2、仁。仁就是企业对待员工会以尊重为主、仁爱为主。员工们在这种环境之下工作，最有安全感，得到工作上的保障。有了工作的保障，员工们才会工作得更投入，更愿意为企业效力。

       3、义。义是儒家思想的一个重点。义代表了企业会尽力照顾员工们的利益，物质上的回报会使员工们更加受到激励。虽然员工们平时需要工作岗位上的感受、需要感情，但物质回报也同样重要。“义”就是李嘉诚先生在照顾员工们福利时，保障他们的收入，有机会晋升，有机会发展他们的长处和抱负等。员工们更加因此而受到激励。

       4、忠。李嘉诚先生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所以企业上下也会因此而受感染。这更能够在企业内建构出一个“忠”的企业文化，即是员工们会尽力为企业效力，而且出自忠心。企业管理人对员工们尽仁、尽义，员工们也一定会以忠诚回报。这是双向的，能够建立这样的企业文化，对企业的运作是一种极大帮助。

        5、恕。儒家之道亦强调恕。在李嘉诚先生属下的企业，管理人容忍员工们犯错。企业是一所学习中的机构，犯错是在学习过程中必然经过的阶段，是他们成长的阶梯之一。犯错，只要是合理的，犯错之后是会改进的、矫正的，则犯错会被容忍。在慈与恕的企业文化下，员工除了会更投入之外，也会更主动和更积极地将自己改善。他们知道出错只要是合理的，就会得到体谅。因此，他们会勇于尝试更新的生产方法，管理阶层就会更勇于尝试更新的管理方法。在产品和服务方面，也会勇于尝试推出新产品和新服务，打入新的市场。冒适当的风险，这样企业才会得到推进和进步。

       李嘉诚这种中西结合的企业管理方式，既确保了企业的高效运转，又能促使企业像一个大家庭一样，充满温情和仁爱。

       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打天下时那批“草莽英雄”，已越来越不适应新形势的要求。这些创业英雄们对企业的营销、管理、形象设计等工作，缺少相应的知识和修养。因此，面对越来越专业化的生产经营，越来越激烈的市场竞争，企业必须更多地依赖大批受到良好教育和训练的经营管理专门人才来“坐天下”。倘若当初“福特”、“松下”不大胆地任用其家族之外的有识之士，恐怕福特和松下早就在地球上销声匿迹了。

       盘谷银行陈弼臣恪守“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原则。他知道仅靠个人的力量，纵有天大的本事，也难办好一个现代化的大型企业，而必须依靠学有所长的专业人才，以及一些掌握现代科学经营管理的人才。为此，他曾亲自挑选使用了一批有专长的人，让他们直接参与他的金融事业的研究和计划。

       陈弼臣次子陈有汉凭借自己“中西结合”的管理方式，把盘谷带入一个新的辉煌时代。在他担任总裁的12年间，盘谷银行的事业蒸蒸日上，这一时期，盘谷银行的发展速度、所取得的业绩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

       陈有汉与其父陈弼臣有着不同的经营方式，但又继承了父亲的优点。陈弼臣讲道义、重人情，靠诚实和信誉深入各行各业，与顾客保持着密切联系，使得业务不断得以发展。陈有汉则受过现代高等教育，谙熟现代金融理论，因此，他采取的是一套现代金融业的管理模式，弥补了他父亲陈弼臣金融理论与教育基础的不足。

        陈有汉强调团体精神，他任内所做的最大调整就是完成了盘谷银行从家族到团队协作的转变。陈有汉认为员工是银行的最大资产，只有充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银行才能为广大的客户提供良好的服务。在分析盘谷银行20年来迅速发展的原因时，陈有汉说：“其中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我们尽力吸收优秀的有银行工作经验的人才。”要把优秀的人才吸引到企业中，陈有汉认为主要有三个因素：第一，满意的薪酬；第二，充分的信任；第三，能力的体现和认同。

       陈有汉归纳出了“微笑质量”的企业管理，也即是服务素质（Service）、管理素质（Management）、公关形象素质（Image）、信贷素质（Lending）和员工素质（Employee）。这五个英文词语的头一个大写离母构成了英文单词微笑（SMILE）。

       在采用信息技术管理企业方面，陈有汉也是远见卓识。早在70年代任会计部经理时，他就超前意识到计算机技术将决定银行业未来的竞争，他说这是他考察西方大银行得出的结论。在他的建议下，盘谷银行投资数百万美元，购买了IBM大型计算机主机，并在泰国首家实现了存款计算机联网。陈有汉任总裁后，更加重视银行业务的计算机化，被盘谷银行的员工称为“新机长”。1987年底盘谷银行实现了全国所有分行的计算机联网服务，后又向世界各地分行实行联网，从而使盘谷银行发展成为当今世界先进的“电子银行”。

       创新的同时，陈有汉也继承并改进了父亲的经营管理策略。陈弼臣在位时就以能力来启用人才，恪守“任人唯贤”、“惟才是举”的原则，而且“用人不疑，疑人不用”。陈有汉继承这一原则，吸收了大批具有现代经营管理才能的人才，包括公务员中及金融界的杰出人士。

       他还秉承父策，不遗余力开拓海外市场。陈有汉曾说：“我们一开始就计划使我们的国际贸易业务超过泰国本国银行业务活动。……因为我们最先开始扩展国际业务，所以就占了便宜。”陈弼臣率先开设了盘谷银行在香港的分行，陈有汉接手后，更是把业务从香港扩展到日本、新加坡、伦敦、马来西亚等国家与地区，始终走在泰国其他银行之前，抢占了竞争先机。

       家族化是创业的好模式。家族化最大优点是内部成本低。家庭内部是一种尊卑贵贱，长幼亲疏的伦理关系，而非各人具有独立经济利益的契约关系。以血缘为中心的同族人目标一致，彼此忠诚，以整体利益为重，凝聚力极强，为家庭这个命运共同体甚至可以牺牲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