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04月28日05:49 　 南方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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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时任广东省省长的朱森林(左一)和南巡的deng小平会面。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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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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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喻为广东改革开放最关键20年两棒接力赛赛手,老省长朱森林回忆当年那些被“逼上梁山”的改革。

       ■口述人简历

       朱森林，1930年10月生，上海川沙人。1948年参加工作。1981年到1991年，历任广州市委常委、副市长，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广东省委常委；1991年到2001年，历任广东省委副书记、省长；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

       前后两个10年，分别经历了广东改革开放最关键的20年。

       1992年，我到省里任省长的第二年，有幸见证了小平南巡。当时深圳我去不了，就在珠海等小平过来。小平到珠海讲了很多高屋建瓴的谈话，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他说“我们要加快发展，我们已经落后了两百年，我们不能再等了”。所以后来就提出了追赶“四小龙”的目标。

       前后20年，从广州市长到广东省长，朱森林经历了广东改革开放最关键的20年。他将改革开放比喻成了一场接力长跑，而他，一个改革开放的亲身实践者，在这场接力赛中，是一个接过中间两棒的运动员，一棒在广州，另一棒在广东。

       如今回忆起这接力的两棒，老省长记忆深刻，思路非常清晰。他显然为这一次采访做了充分的准备，厚厚一叠资料和笔记帮助他记起了不少尘封已久的历史。他甚至清楚地记得是一张兑不了的鱼票，激起了时任省委第一书记的习仲勋推行城市价格改革的决心，广州在这场改革中充当了“第一个吃螃蟹”的角色，在全省乃至全国率先放开蔬菜、塘鱼、水果和猪肉的价格。

       当年物资的极度贫乏，让这场改革有一点“逼上梁山”的味道。朱森林坦言，当时没什么价值规律的概念，但“歪打正着”。

       我向来把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比喻成一场长期的接力赛跑。在这条道路上，改革开放是引路的，扮演着一个领跑的角色。

       当然了，这个在长跑中，有开始起跑的，有中间一棒一棒接力的。我就是在中间负责接力跑的，最早的几棒是我们一些老前辈，像习仲勋、杨尚昆，后来是任仲夷，林若，梁灵光，叶选平。那么谢非和我应该是中间接力的这一棒。所以我接过两次棒，一次在广州，1981年到1991年，我从市委常委到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广东省委常委；还有一次在广东，1991年到2001年，从省委副书记、省长到省人大主任，前后也是10年。

       改革前广州有“三个不”

       上世纪70年代末，广州物资匮乏，“四季如春没菜吃，鱼米之乡没鱼吃”，还有“三个不”———“电灯不明，电话不灵，道路不平”。这怎么得了？所以很自然就想在供应问题上做文章

       前10年，我跑过的是广州的改革开放。这一段的中央背景有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有针对广东福建的中央五十号文，就是对广东福建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后面又有1984年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的经济体制改革决定，一直到1987年党的十三大。

       我记得1987年的十三大，那一次很有意义的是安排了一个中外记者招待会，选了沈阳、武汉、重庆、广州四个城市的书记或者市长去回答记者提问，这恐怕是国内最早的记者招待会了。我代表广州被邀请去了，主要是回答大家对改革开放的关注。

       当时广州的改革主要是以市场为取向的流通体制改革，从价格体制上解决流通僵化问题。上世纪70年代末，广州物资匮乏，那时一种流行的说法，叫广州“四季如春没菜吃，鱼米之乡没鱼吃”。

       还有“三个不”———“电灯不明，电话不灵，道路不平”。电灯不明是指电力供应很紧张，通常是开三停四，当时媒体出过一个漫画，就是从冰箱里面拿出了烤鸡。讽刺经常停电了，冰箱不冰了，居然拿出了个烤鸡了。说电话不灵主要是指打电话还不如骑车快，道路呢也是坑坑洼洼的。

       这怎么得了？所以很自然就想在供应问题上做文章。主要考虑到是不是价格控制过死影响了农民和企业的积极性，计划种植、计划收购、计划定价，流通体制僵化，样样要凭证，粮票、鱼票、肉票、布票……当时有一件事对习仲勋的刺激很大：市民把兑不了的鱼票（五毛钱）寄到他那里。

       我在当时从化县任革委会副主任时，对此也深有体会。广州当时要求过年供应每户一只鸡，各级供销社要保证负责把鸡收上来，上交到市里，然后供应市民。为完成任务，我与供销社人员一起拿着秤、鸡笼，跑到农户家去收购。因为收购价低，农民不愿卖，卖也是卖瘦鸡。两者关系紧张，闹得“鸡飞狗走”。

       蔬菜也是统购统销，每亩种多少，多少上市，完不成任务受处罚。农民为了完成任务，当时拼命增产，讲数量不讲质量。一条空心菜被人称为“无缝钢管”，只有1/3能吃，还有1/3当垃圾，1/3喂牲口，所以“可食率”成为当时的专有名词。

       “白菜三毛”，告到中央

       1984年11月，广州蔬菜价格全面放开，价格上浮。有人说怪话：“形势大好，白菜三毛”（原来5分钱一斤）。甚至写信告到中央，震动中南海。广东和广州不顾“阵痛”，顶着压力，成功实现了价格“闯关”

       广州改革不是从农村开始而是先从城市价格放开开始的。

       大家很有体会，就从副食品、蔬菜开始放开价格，蔬菜价格放开牵连到其它价格。所谓价格放开就是要利用价格杠杆调节农副产品价格，解决物资供应不足的问题，当时广州虽没有把它放在价值规律这个高层面上来认识，但是实际的操作是按价值规律来办的。

       我带市委政策研究室一些人到芳村做了调查，认为应该给农民种植自主权，否则农民就不能发挥生产积极性。后来，市委在这方面特别是生产自主权方面让农民放开经营。主要是三放开：“放开任务，放开价格，放开流通渠道”。

       1978年芳村最先放开河鲜、蔬菜、塘鱼价格，此时正值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1981-1983年，全市蔬菜、塘鱼、水果等价格陆续放开。到放开猪肉价格时，政府采用补贴方式，把市民因价格上涨造成的损失补回一些。1984年11月，广州蔬菜价格全面放开，价格上浮，加上天气影响，菜价上涨较大。市民情绪波动，反响强烈。有人说怪话：“形势大好，白菜三毛”（原来5分钱一斤）。有些人甚至写信告到中央，震动中南海。中央领导曾亲自打电话来广东询问情况。但长痛不如短痛，广东和广州不顾“阵痛”，顶着来自各方面的压力，成功实现了价格“闯关”。经过一段时间放开价格之后，价值规律发挥了杠杆作用，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副产品普遍增多，价格逐步回落，并日趋稳定。不仅农民增加了收入，市民也得到实惠。广州价格改革取得了明显成效，在全国反响很大。

       这办法在广州是最早的，广州改革不是先从农村改革开始而是先从城市价格放开开始的。为什么说广州是第一个吃螃蟹的？1987年5月30日至6月3日，国务院在广州流花宾馆召开全国十大城市蔬菜体制改革经验交流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商业部、农牧渔业部、国家物价局、国家工商局以及全国十大城市的代表。我在会上代表广州市政府作了广州市蔬菜产销改革汇报发言。当谈到放开蔬菜价格时，李鹏说，这个方法在广州看来是成功的，但要在全国推广很难。我在汇报发言中提出不是所有品种都放开，先是塘鱼价格放开，接着放开部分蔬菜价格。各地代表对此反应热烈，认为广州的经验值得借鉴。

       广东率先放开粮价

       1992年，广东就在全国率先放开粮价，之后连续三年，广东粮食产量下降，国内舆论对广东很不利。我在佛山见了（国务委员）陈俊生，他对我说，广东实事求是，该种什么种什么，因地制宜

       后来我到了省里工作，推行的改革中很重要的一项就是针对粮食的购销体制改革。1992年，广东就在全国率先放开粮价，之后连续三年，广东粮食产量下降，国内舆论对广东很不利，说广东不种粮啦，弄得省政府压力很大。由国务委员带队的调查组来广东调查，还是比较客观看待了广东的粮食问题。我在佛山见了（国务委员）陈俊生，他对我说，广东实事求是，该种什么种什么，因地制宜。我也曾先后当面给李鹏、x泽民汇报，认为广东要提高粮食自给率，广东城乡人民基本口粮自给是可以解决的，但广东土地少，饲料粮（大豆、玉米）、食品工业粮、外来人口粮是不能解决的，要广东负担这些是办不到的。

       其实，粮价放开前，我到国务院向邹家华汇报，国家物价局起初是不赞成粮价放开的。后来听取周边几个省的意见，几个省都同意广东放开，原本湖南因粮食流向广东，本省粮价抬高，曾采取堵卡措施，防止粮食流向广东，这时也同意广东放开粮价。

       放开之初，粮食产量下降，主要是因为农民拥有更多的种植自主权，觉得种粮收入较少，有一些农田并不适合种粮，就减少种粮面积；原先追求高产量是为了交公粮，粮食质量不高，而种植优质稻，产量会相应下降。我们就提出要建立“米袋子”工程，实行省长负责制，规定每年的粮食种植面积不少于5000万亩（复种面积），总产不少于350亿斤。

       到1995年广东粮食产量上升，达到350亿斤，解决了“米袋子”问题。后来国家实行三项政策，广东也只好这样做，实际上并不成功，等于是走了回头路。

       “你去筹备开发区吧！”

       1984年12月28日，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举行了隆重的奠基典礼。后来有一些材料提到这一段历史，说我拎着几个公章，带着几个人，就到黄埔开发区白手兴家，这是文学家形象的写法

       广州的开放则是从创办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始的。开发区刚开始范围比较小，“从无到有”到“从小到大”。

       1984年1月，deng小平到广东等地视察，肯定了广东的建设成就，肯定了试办特区的路子是对的。

       根据小平的倡议，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于3月26日至4月6日在北京召开了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会议确定进一步开放天津、上海、广州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并允许有些城市划定一个有明确地域界限的区域，兴办新的经济技术开发区，使之成为中国对外技术合作的“窗口”和基地。这是加快对外开放步伐的又一战略决策。

       广州被列为沿海开放城市并